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材料一   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形成由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和西北市场构成的宋代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与北方市场相联。这个市场又同南海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全国与苏南地区重要的商路示意图：

——摘编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材料三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九江的绿茶，汉口的茶叶、牛皮、猪鬃、芝麻，宁波的湖丝、茶叶、棉麻，芜湖的蚕丝等大宗土货都运往上海出口。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非常高。

——摘编自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

材料一   明中期起，徽州商人在江南经营棉布业极为突出。正德、嘉靖时，徽商程楷兄弟，东贾吴，北贾鲁，“乃吴、鲁人皆乐与少君兄弟游”。嘉靖时，歙县程氏、潘汀州和潘仕等皆曾在苏州经营布业。嘉靖、隆庆时人潘次君者，在江淮业盐，南京业典当，浙江业粮食，而在吴地经营棉布。又如吴良儒，即在吴淞江一带，“以泉布起”，经商的同时，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以尽孝道。

——范金民《明清时代的徽商与江南棉布业》

材料二   明清两朝全国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1个多出自江南。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多，而且名次前，最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自顺治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的14个状元，清一色是江南人。连中三元者，清代全国仅2人，苏州有其一（即钱棨），“三元坊高竖学宫道左”，天下荣之。人称“国朝文运之盛，江苏为最，他省皆不及也”。不仅如此，江南还出现了父子鼎甲、兄弟鼎甲、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等自古稀见的科第盛况。

——范金民《江南地域文化的魅力》

注：材料中的江南地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范围内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五个市，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市，还有上海市，也就是江浙的8个省辖市加上海这1个直辖市的范围，面积大约为40000平方公里。

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材料一   随着南宋湖北地区军事战略地位的上升，汉江漕运功能越来越显得重要，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汉水运量增大，而官府所付漕运脚钱不仅没有增加多少，反而由于支付湖广会子，而实际脚钱呈下降趋势。以当时市值而论，2贯700文湖广会子才可兑换一贯铜钱交子。由于湖广会子贬值严重，到达鄂州的纲船听说要改拨襄阳，没有不张皇失措的。另一方面，汉江下游嶓冢、仓浪、大别一带，水势湍急，但从汉口溯流至郢州，滩碛比较少见，行船尚不算困难。郢州、襄阳以上水道有所谓36滩之险。纲运至此，必须换上数百小舟转漕，谓之“般滩”，所需费用大大增加。

——摘编自王瑞明、雷家宏《湖北通史宋元卷》

材料二   明末清初80年间，受战乱和人口锐减的影响，汉江航运一度比较冷清。随着康熙中期社会秩序的恢复，汉江上游人口的大幅度增长（部分来自于周边人口涌入），由于汉江流域尤其是山区耕地及亩产增加，经济作物烟草、药材、漆树、油桐、木耳、香蕈等扩种，农业商品化率的提高，以及秦巴山区手工工场的兴办，到乾隆年间有了明显变化，嘉庆、道光两朝形成汉江航运繁荣时期。与此相应，汉江干支流一批城镇逐渐兴盛起来，如汉中港、兴安港、老河口港、襄樊港等等。在汉江流域城镇和集市的流通货物品种，基本上都是日常用品，并且借助汉口镇大批的商人群体，大大加快了本区域的商品流通。

——摘编自张笃勤《文化视域的汉江与武汉》

材料一   15世纪以后，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间财富稳步增长，一些商人拥有了对外贷款等金融活动的资本，但放贷取利的行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斥之为“高利贷”，备受教会谴责，英国国王也不断重申取缔高利贷的法令。然而高利贷活动屡禁不止，后来在宗教改革的冲击下，权威当局逐渐承认了利息的合法性。此后，放贷取利的行为一直为英国政府所认可。宗教改革后，大批修道院被解散，农业生产者从基督教会获得贷款渠道也被切断。生计艰难的小农为了生存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放债者。16世纪以来，莫格兰境内涌现出相当一批银行从业者，他们通过一系列信贷活动，在英国财政和金融领域里相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17世纪晚期，英国公共财政支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私人银行家所能承受的范围，整个财政制度出现了被压垮的迹象。为了缓解财政窘境，1694年8月1日，英格兰银行正式宣告成立，它的问世标志着英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立。

——摘编自孙海鹏《近代早期英国银行业的兴起》

材料二   15—18世纪，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钱庄、银号、帐局等新兴金融机构比之早期的典当铺以及钱铺、放帐铺发生了变异，除存款、放款、钱币兑换之外，更有过账业务及钱票发行等新业务，汇兑也大量为商人服务。因银行业机构的进展，更大份额的金融业务摆脱了地主、商人、官僚之家家产的形式，开始由正式的社会化金融机构进行，尤其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票据化形式的商业信用通过早期的社会银行业机构进行。这一时期，作为主要业务的各种形式的信用放款、抵押放款得到了发展，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存款作为重要业务形式也得到了发展，并在社会上普遍运用；存款的发展使商铺、金融机构扩大了资本规模；其次通过存款各种商铺及典当、钱庄、放帐铺等扩充了信用圈子，对18世纪以后钱票的出现起了相当的催化作用。

——摘编自刘秋根《15—18世纪中国资金市场发育水平蠡测》

车的发展演变

续表

——摘编自林平《汽车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