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晋商兴起原因之一即“聚人和”。在用人方面，以家乡子弟为主，众多的商业会馆出现即是重要体现。商业会馆中采取联合联营、地缘聚合和业缘聚和等方式，体现了群体合作。从众多晋商经营活动中我们看到， 讲诚信、重道义，对自己的合作伙伴诚意相待，对商业对象不欺诈，与同宗族商业伙伴既能同甘，也能共苦。他们认为，真正的商人从来不取无义之财，“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哪怕生意做不成也不能做有损“义”的事情。 纵观明清多数成功的晋商，其都秉持了勤俭持家和求知务实的精神。晋商在行商及日常生活中往往以“士”为标尺，践行儒家的道德理念，进而跻身“士”阶层以光大门楣。
——摘编自薛勇民《明清时期儒家伦理视域下的商业伦理初探》
材料二 16世纪马丁・路德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一个新的概念“天职”，其意指上帝所希望个人完成在现世里 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加尔文教派进一步认为要增加上帝的荣耀，以乞求上帝的恩宠唯一的办法就是经受职业的考验。劳动是上帝的旨意，而财富是上帝恩宠状态的标志。教徒们通过辛勤劳动、节俭和摒弃享乐而增加财富，把获得财富看作个人能力的证明。对牟利的约束被消除了，财富既能增加上帝的荣耀，也能完全实现自我。加尔文教徒们遵循着严谨的职业道德，十分关注现世的生活，不断转化为经济冲动，取得事业成功。
——摘编自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商业伦理的内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新教伦理与明清晋商商业伦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在近代早期西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材料一 中国南方在公元前已经种植甘蔗和制造蔗糖浆。战国诗人屈原在《楚辞》中就有“有柘浆些”之句，柘浆即甘蔗汁。《新唐书》记载唐太宗派专使到印度学习熬糖法。当时制糖规模有限，产量不高，尚属名贵产品，供少数官僚士大夫享用。宋时掌握了熬制成白色透明的白砂糖和冰糖，即所谓糖霜的技术。明朝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分别叙述了甘蔗移栽技术，并画出了榨蔗汁和熬糖设备。清中期以后，糖品消费逐渐进入日常生活中。清人李调元《粤东笔记》载，此时糖最白者“售于东西二洋，称为洋糖，次者售于天下。”
——摘编自《清代台湾制糖业的发展》等
材料二 台湾大规模种植甘蔗，榨制蔗糖始于十七世纪上半期。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后，在台湾南部实行贷款、货种等手段推进蔗植业，台湾成为荷属东印度公司产糖的重要基地之一。明末清初，天灾人祸使无数贫民流亡至台，多以从事农业为生，甘蔗的种植面积继续扩大。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利用天时地利发展蔗植业。1683年康熙统一台湾后，闽粤等省先进的制蔗糖技术工具很快传入台湾。为追求经济利益，台湾农民大面积种植甘蔗。甘蔗的广泛种植带动了台湾制糖业的兴起。清代后期，台糖是台湾外销的主要商品，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摘编自《清代台湾制糖业的发展》等
材料三 近代以来，欧洲甜菜糖业迅速崛起，在20世纪初已占据世界糖品生产总量的半壁江山。古巴、爪哇等地的甘蔗糖业也空前发展，直接左右着北美及东亚糖品市场的走势。受其影响，东亚传统甘蔗糖业大国——中国主导的前近代东亚糖业旧格局解体，传统的手工制糖技术也逐渐衰落。
——摘编自《中国糖业史研究的新开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大陆地区制糖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台湾地区制糖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制糖业衰落的启示。
材料一 唐代以前的城市，大都具有很浓的政治军事色彩，魏晋时期的名城如洛阳、江陵等首先也是政治中心。先秦以来的城市城郭制也能说明这一点，“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城与郭，是中国古代都城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古代城市的政治和军事性质。唐代前期，城市的政治军事色彩也很浓。前期的国际都会长安和洛阳，一个是都城，一个是陪都，而后期兴起的扬州和益州，则有“扬一益二”之称，体现了唐后期综合性城市的兴起。
——摘编自肖建乐、孙德华《唐代城市经济发展研究》
材料二 州级城市在宋代发展较快，尤其在沿海、沿江出现了一批较大的城市，这些都与草市息息相关。宋代州军在最多时达351个，其发展是不平衡的，如信阳军在南宋时还不如江浙“州军一草市”，岭南的一些偏僻的州军也很落后，这与当地商品经济落后，草市不发达有关。
——摘编自周宝珠<试论草市在宋代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材料三 明清时代，像北京，作为首都，它是根据“王制”的需要来兴建宫殿、住宅、街道的，但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市镇，则并非如此，它们完全是因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市镇的建设也是无计划的，只是根据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在某一地方集中了某种工商业，所以其分布（布局）也不是遵“王制”的。
——摘编自方如金、赵瑶丹<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与影响——以江浙地区为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城市发展的趋势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州级城市发展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概括明清时期城市建设规划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该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明代国家政治体制，以君主作为权力主体表现得更为明确，规定和安排得更为周详体。举凡官制、人事、行政区划、立法、司法、财政、民政、军事各方面的主要权力均由皇帝亲掌之并独掌之。在封建社会晚期这样的特定时期，高度专制可能有助于贯彻政令，发挥国力，促进统一，但也必然造成专横暴虐，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和镇压，甚至助长昏愦和腐败，激化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给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
——摘编自韦庆远《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美洲等地的白银通过海外贸易大量流入，成为普遍使用的货币，促进了长途和大额贸易的发展，也有利于商业资本的集聚。一些地方的人以经商闻名，形成实力雄厚的商人群体。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和交通要冲，兴起一大批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工商业市镇，商业活跃，人口密集，成为地区贸易网络的核心。
——摘编自朱汉国《简明中国史》等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初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并加以评述。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中后期商业发展的表现。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朝政治体制与商业发展的关系。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交换物品的场所称作“市”，通常设在人民经常集聚的地方。商朝就已经出现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独立商人。商业贸易的范围遍及商朝统治区域，以及周边的地区。这时，商业主要掌握在官府和贵族手里。直到战国时期“，工商食官”的格局才被突破。秦汉时期，货币、车轨、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从隋唐到两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城市坊市分区制度逐步瓦解，城市商业进一步繁荣，出现了纸币。元、明、清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出现，地域性商帮形成。
——摘编自童超主编《看得见的中国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新的商业经营形式被引入中国。1864年，英国在香港开办汇丰银行，186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又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分支行。1897年，盛宣怀奉旨在上海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先后在北京、天津、重庆等地设立分行。19世纪70年代，随着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民用股份制企业出现，股票也开始走向市场，其中较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为了适应股票交易的需要，上海出现了最早专营股票的证券机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1900年，香港成立了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之后在广州、上海等地也出现了大型百货公司。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近代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演变的过程，并指出影响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商业经营形式的变化，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16世纪以来，中英两国农业领域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是桑争稻田，英国则是圈地运动。衣着原料生产对于食物生产的冲击，迫使两国注重提高土地利用率。随着英国城市的发展，面包肉类和其他食物的需求增加，人们在圈地养羊的同时，将部分圈占土地用于谷物生产。一些富有的农场主积极推广技术革新成果，实行规模经营，以满足市场需求。桑争稻田后，中国耕作制度走向以提高粮食产量为目的的多熟制。多熟制的发展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只是部分地弥补了桑争稻田所致的粮食减产，而并没有消除人口增长和粮食供应之间的矛盾，相反，由于缺乏资本和技术的投入，多熟制的发展必将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很难普及推广。
——摘编自曾雄生《明清桑争稻田、棉争粮田和西方圈地运动之比较》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英国人口持续增长，农产品需求日益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在传统田制下，农人依照惯例耕种和收获，集约型耕种等方法的推广受限，耕作效率低下。政府遂加大立法圈地的力度，并鼓励地主和农民把土地围圈起来，用以耕种，获取更高利益。英国农村中的农场主把农业视为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和新的经营方式，把农场变成生产农产品的工厂。这种企业家精神减少了动员圈地的阻滞成本，小家庭式农场逐渐被大规模经营式农场取代。总之，这一时期的圈地运动被称为英国向工业文明转化的催化剂。
——摘编自黄少安、谢冬水《“圈地运动”的历史进步性及其经济学解释》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国“桑争稻田”与英国“圈地运动”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圈地运动开展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这对当前中国农业发展有何启示。
材料一 晚明时期，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刺激了多层次商品市场的繁荣，它的载体就是多种类的商品集散中心——市镇。诚然，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商品市场的繁荣，有它的内在动力，这种动力从宋代以来一直在稳定而持续地起作用，到了明代中叶达到一个新高峰。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成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国工业布局不得不进行大方位的调整。国民政府在抗战紧急状态下，为保存抗战力量，支撑危局，动员沿海及沿江的工厂大批内迁。将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业重心，以长江为中轴，由东部向以重庆为中心的西部地区转移。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沿江地区大约有超过1000万人先后迁移到西南和西北区域。在这些地区，拥有全部内迁工厂的1/3，共200余家工矿企业，包括兵工、冶金、机械、纺织、炼油、烟草等行业，它们集中了我国战时内迁工业的精华，成为战时生产军需和民用物资的主要基地。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文官、参军、主计等处人员在重庆开始办公。国民政府定都重庆，不仅带动了军政、文教、工矿企业大量迁渝，也使得重庆城市人口迅速增加，重庆成为了全国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摘编自张忠伟《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部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材料三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表
| 年份 | 城镇人口（万人） | 城市化率（%） | 新建城市 | 新建城镇 |
| 1979 | 18495 | 18.96 | 216 | 2361 |
| 1986 | 26366 | 24.52 | 347 | 10718 |
| 1995 | 35174 | 29.04 | 640 | 17532 |
——资料选编自胡顺廷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战略》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分析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城市化的影响。
（3）阅读材料三，归纳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背景。
材料一
材料二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均是大商人家庭，三家联姻为亲戚，增强了其商业竞争实力。王崇古在河东业盐，张四维的父亲是长芦大盐商，累资数十百万，张、王二氏联手，结成了盐商团伙，控制了河东、长芦两处盐利，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又逐渐发展为地缘组织。
——张正明《明清时期的山西盐商》
而传统的城镇，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500～1800年的三百年间，方志资料显示这是一段市镇稳定成长时期，尤其在正德、万历年间以迄清代乾隆时代，市镇的数量平均增加一、二倍以上，而且有许多市镇达到空前的繁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图片信息，指出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
（2）作为农耕经济的补充，我国的手工业高度发达，曾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简要介绍明代手工业发展的成就。
（3）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新现象。
（4）明清时期，在农耕经济高度发展中分离出一些迥异于传统经济模式的变异，这种变异具体指哪一现象？这一现象体现了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向？
材料一 晋商具有爱国热情，为报效朝廷，常常拿与朝廷的平反与防务活动，捐钱出人都比较踊跃。在国家危难之时，晋商常常直接参与国家的军事行动，保家卫国。晋商的爱国情怀还表现为力争主权。清末，晋商的票号名声逐渐开始衰落，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此而萎靡不振，依然和全省人民共同团结，全心全力，与想独霸矿权的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商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抗争，始终不屈不挠，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山西的媒矿资源，同时，晋商还舍利取义，回报社会。很多晋商在创业经商积累一定财富之后都会伐善行施、购药治病、架桥修路、接济孤寡、扶持穷苦等。
——摘编自廖启云、李忠民《晋商责任意识的基本内容探析〉
材料二 商会作为清末诞生的近代新式商人团体，虽然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商业者力量壮大的产物，但也不能忽略商会又是清末新政期间，清政府为了振兴工商、奖励实业，主动倡导鼓励商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商会是不分籍贯和行业的整个工商各业共同的新式社团，早在清末诞生之初，商会内部就设有分工细密、职权明确的各种办事机构。除总、协理和会董之外，各商会一般都设有文牍处、评议处、考察处、收支处、庶务处、接待处等，这些机构“各有责成，各有权限”，并且互相配合，不仅保证了商会的日常会务能够有条不紊地按章运行，而且遇有突发事件也能及时应对和联动。清末商会即形成总会、分会、分所层层联结的三级组织体制，分所隶属分会，分会隶属总会，相互之间宗旨相同，规章一致，组成了一个层层统属、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且除西藏之外全国各地的分会、分所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建立，很快就成为林林总总的清末各类新式社团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商人团体，拥有了独特的联动机制。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会的“联动”机制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商会出现的背景及其进步之处。
材料一 两京诸市：令一人，从六品上，丞两人，正八品上，掌财货交易，度量器物，辩其真伪轻重……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击钲三百而散。
——《新唐书百官志》
材料二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令农衣、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令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六十七《舆服志三》
材料三 （清代）承办洋商业务的行商（注：十三行华商）对洋船负全面的责任，他安排洋商住进合适的商馆，向他们推荐买办、通事、银师和仆役。……一当他们的商务办完，洋人就须立即离开广州，或是回国，或是去澳门过冬。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简述唐代“市”的管理制度，并根据所学知识，指出这种局面最早什么时候被完全改变。
（2）材料二反映了古代哪一经济政策？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政策的首倡者，分析其经济根源。
（3）根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指出“行商”产生的政策背景，并分析该政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