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巴蜀地区城市居民生活所需的农副产品、日常用品，乃至各种奇珍异宝，皆能在市场上买到，农村地区的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源源不断输送至城市市场中。城市中居民大都脱离农业生产，生活所需多从专业化的“米市”“布市”中采购获得。各大城市中的夜市悄然兴起，在“市”以外各坊日渐散布商肆店铺。城市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肆、酒楼，开设了大量的旅店以供住宿，不仅有许多官、私医生可为人们诊病，而且还设有药市或药肆等为居民买药提供方便。

——摘编自李映涛《唐代巴蜀城市商业发展特征浅析》

材料二   15~18世纪，英国伴随着城市经济的扩张，旧的国内贸易格局逐渐被打破，商业联系加强，跨区域长距离贸易迅速增多，大宗商品如羊毛、呢绒、谷物、畜产品等都在国内市场上大规模地跨区域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最终形成。对外贸易主要贸易区由最初的欧洲拓展到东印度和美洲，到l8世纪英国对外贸易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1554~1680年间建立了 49 个股份制公司，至1695年，增加到150个。商店、交易所、客栈等灵活自如、方便及时的新的流通方式出现。伴随16、17世纪商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各种信用手段如借贷、汇票、期票、债券和抵押等都已流行。 17世纪中期以后，汇票也成为一种可转让的票据。18世纪时，信用是贸易运作的关键，许多公司的资产都是以信用结算而不是以现金结算，筹措资金也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政府也进行了公共财政改革，以发行证券与公债券来筹集资金。

——摘编自王瑞红《转型期英国商业发展及对商人的挑战》

材料一   唐代“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其中“禁珍异”带有明显的货物检验特征。宋代市舶司正式被赋予进出口商检职能，通过“征榷”等手段对货物进行管制，依据货物不同品质确定不同的抽取税率。元代颁布的《市舶则法》规定，舶商必须“依例招保舶牙人保明，牙人招集人伴数名”，下船收买货物开具的公验上写明“本船财某人、纳首某人、货物斤重”等货物与船舶鉴定的内容。明朝时商检职能逐渐交由市舶牙行担任，牙行在朝贡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清代十三行明确规定，“货价既经协议妥贴以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罚”。

——摘编自徐鉴《中国早期商检机构的萌芽》

材料二   1929年以前，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检验流程多为外国人把持，在借鉴英法等国的商检立法下，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将各类检验机构接办或收回，在全国重要通商口岸设立商品检验局，统一进行行政管理。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集结工商业人士，先后召开三次商品检验会议，对全国商品检验实施程序案、各项商品检验标准等进行具体商讨。1930年出台的《商品检验暂行条例》明确了商品检验任务包括：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搀伪积弊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有毒害危险可能者；检验国产商品及输入商品之需要鉴定等级者。

——摘编自陈晋文《近代商品检验制度研究》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的贵族们争相为女王的宫廷消费分担支出，而且还进行奢侈消费的竞赛，以博取家族的名誉和社会地位。18世纪，奢侈消费竞争的主体变成了个人，目的也变为谋取个人荣誉和社会影响力，动力则主要在于文化与市场，其表现形式就是对时尚的追逐和竞争。贵族和市场是时尚的制造者，大众则追随其中，时尚的大众参与，使英国进入商品的大批量需求时期。到了19世纪，贵族的消费模式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成为包括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诸社会阶层所追求的模式。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虽盛行“夸示性”消费，但普通劳动者遵奉的仍是勤奋、节俭的消费观。

——摘编自《从勤俭节约到消费至上：对西方消费文化的唯物史观解读》

材料二   清朝建立后，颁布了《大清通礼》，要求品官士民“人人循礼而行”，但自明中叶以来就出现的奢靡之风却在清朝前期延续。清前期奢靡之风首先体现在服饰的变化上，以前只有士人才能穿的裘皮衣服，“今则里巷妇孺皆裘矣”。饮食方面，士庶之家请客吃饭，“一筵所需几费中人之产”。丧葬嫁娶方面，富贵之家极力讲求排场，一般百姓也竭力效尤，甚至“卖田以嫁女，破产以治丧”。清政府多次下诏禁止奢靡，但由于吏治日益败坏，八旗子弟腐化，奢风不但未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乾隆十三年，刘大櫆认为国家休养生息近百年，而民生日贫，“风俗日奢”是重要原因。

——摘编自宋传银《论清前期的“奢靡”之风》

材料一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在晚明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追求奢靡，去朴从华，新奇刺激，轻视礼教，成为当时城市社会取向。社会各阶层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多样化、享乐化的同时，还对文化生活必需品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化生活因此而繁荣发达，纷呈多样。该地风尚往往开风气之先，成为许多地区乃至全国争相效仿的时尚。而到了清朝前期，苏州举凡吃、住、行、玩，都有相应的服务行业和服务设施，达官富豪可以在那里尽情享受，技艺百工可以在那里觅食谋生。市民生活与市场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追求高档次的物质生活，社交形式趋新，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等。

——摘编自韩佳女、姚媛、赖冰清《论明清时期的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自1760年到1800年，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由10%上升到20%，但这个时期属于城市化的早期阶段，上升速度比较缓慢。176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范围主要是轻工业，分布在钢铁、煤炭、交通等重要的部门，由于关键的技术问题未得到解决，一时尚未有突破性的进展。19世纪是英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阶段，在1801~1851年，英国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由20%上升到50.2%，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在这个阶段中，纺织业的发展是城市化前进的重要动力，随着蒸汽机的普及，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815年时，英国已拥有几千台蒸汽机，英国的棉纺织企业主大部分成了“蒸汽工厂狂”。这个阶段出现了一批由交通运输业带动产量的城市。自19世纪20年代第一条铁路的建成到19世纪50年代铁路网的形成，英国仅用30年的时间，其间，与铁路发展配套的各行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摘编自牟元军《论英国近代城市化进程》

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

材料一   明代后期，蚕桑、棉花、茶叶、丝绸、棉织、陶瓷、玉石、刻书印书、造船、酿酒等生产不断发展；明中期以前的商品流通主要是奢侈品或区域调剂式的流通，其后主要以人们日常需要的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等太宗商品为主；隆庆时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列出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己所有这一切，促使着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先后崛起。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

材料二   明清商帮的活跃在当时引发了“竞以求富为务”“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的价值观念转变，孕育了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四民皆本”（“五、农、工、商”称为四民）的学术思潮。该研究证实，在历史.上有商帮兴起的县，当地居民自主创业的概率、选择以私营企业雇主以及自营劳动者为职业的概率均有提升。换言之，即历史上商业繁荣、商帮组织活跃，所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居民的创业行为。

——摘编自周黎安《明清商帮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