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唐五代是草市蓬勃发展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的草市上除农户出售自用有余以调配余缺之外，城市市场出现的珍玩宝器等奢侈品亦充斥其间。草市的数量和种类与前代相较也有增加。一些草市则分布在茶山附近，形成所谓茶市。与茶市类似者还有“鱼市、药市、桔市、莱市”等类。唐代中期以后，体现浓郁巴蜀地方特色的小市、酒市、江市、柳市、药市、蚕市、茶市等大量涌现。以特殊商品为交易对象的专业化草市也较为普遍。伴随这些专门化草市的繁荣，其经营范围突破了单一产品的限制，交易范围不断扩大。隋唐时期草市发展的特点之一为江南草市发展迅速，北方草市兴起滞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品交换频繁，城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内部泾渭分明的坊市界线被突破。商业活动范围由市伸展至坊，坊内店铺不断增加，营业不再受时间限制，夜市出现并迅速扩张。城市内部坊市店铺林立，发展为商业中心。
——摘编自冯兵《草市：隋唐五代乡村市镇化的历史典型》
材料二 1850年以前的三个世纪中，江南工业在江南市镇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19世纪初，在江南大部分地区，工业的地位已与农业不相上下，甚至已经超过农业。据统计，1679—1833年的155年，中国生丝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90年代初，中国生丝出口量突破10万担，主要来自江南的市镇。江南市镇的手工棉纺织业，以其工艺的精良，使得欧洲国家的手工棉纺织业相形见绌。从松江府上海县乌泥泾镇起步的棉花种植与棉纺织业，导致松江府及其周边地区的早期工业化，使农业经济与农家经营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并为农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纺纱织布业带动了市镇的染布业、踹布业的发展。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后起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商品卷入规模更大的全球化贸易之中。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摘编自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隋唐五代草市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的市镇与隋唐五代相比有哪些新变化，并指出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钱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约在明朝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商业信用机构。它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的机构。清代钱庄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大城市。设在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郑州等地的银号，其性质与钱庄相同。票号是清代以经营汇兑业务为主的信用机构。道光初年山西平遥县日升昌票庄是最早的一家票号。其后，平遥、祁县、太谷三县商人相继设立票号，形成山西人独占的一大新兴行业，通称山西票号。外国人称之为山西银行。
——摘编自沈泓《民国纸币收藏与投资》
材料二 法国人让·里瓦尔在《银行史》中说：“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被认为是近代中央银行的鼻祖。”18世纪后半叶，英国的银行组织被所有的欧洲观察家视为样板。亚当·斯密于1776年在《国富论》中就写道：“英格兰银行同政府本身一样稳固。”英国银行业在当时领先世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银行”的特点并分析这些特点所反映的历史状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促使英国银行业在17—18世纪“领先世界”的因素。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到南朝时期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崛起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据《天工开物》记载，明代高粱、玉蜀黍、番薯等开始普及，“燕、泰、晋、豫、齐、鲁诸道，蒸民粒食，小麦居半，而黍、稷、稻、梁仅居半；西极川、云、东至闽、浙、吴、楚腹焉，方长六千里中，种小麦者二十分而一”。粮食生产以外，也有为满足衣着生产的棉、麻、苧等，还有染料蓝靛、红花等以及其他手工业生产原料，蚕桑的栽育几遍天下。棉花种植，“江花出楚中”“北花出畿辅、山东”“浙花出余姚”“姚邑之北乡濒海……每至秋收，贾集如云，东通闵粤，西达吴楚，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是以生者，十之六七”。
——摘编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
材料二 1920年《北四省灾区视察记》道：“因日本人近来在内地办的纱厂很多，而且棉花出口也很厉害，棉花的需要既多，人民争趋其利，广种棉花，几有每年连麦全不种的……粮食遂陷于空虚状态。”据部分地区1921-1925年农家调查材料表明，农民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购买部分占34.1%，而在购买品中，如山西，“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1933年，湘、鄂、皖、豫、赣五省主席联电国民党中央，称：“外洋米、麦同时输入倾销……（国米）销愈疲，价值愈落，农民所需耕种各费罄谷之值，不能抵偿。”
——摘编自刘彦威《世界市场体系下的近代中国农业》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出现的变化及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当前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建议。
材料一 从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遇赤得茶而解”开始，茶就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魏晋以来，茶因清淡虚静而渐渐受到佛、道教徒的广泛受用。唐朝时，饮茶多以茶饼研木，煮茶时讲究“三沸”，使得烹茶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当时南方产生了官茶四、寺茶四、农茶园等不同形式的茶园，仅湖州造茶一年就是“万八千四百八斤”。唐朝政府还开辟茶马古道、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强化边设管理。随着唐朝与日本、印度、波斯、非洲国家的交流，茶叶也交流到了世界各地。宋元时代，出现了在茶中添加马奶、红枣、枸杞、油酥等物的习俗。明清时期，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形成了一条海上茶叶之路，以茶叶为大宗、经蒙古高原到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也走向兴盛。
——彭星霖《基于历史角度分析茶业在我国的发展与兴衰变化》等
材料二 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饮茶嗜好被带入宫廷，引得“英人争先恐后以饮茶为一荣幸事”。1668年，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转运，使得当地茶价高出英国本土一倍。19世纪，葡萄牙王室为解决财政问题，将中国茶树引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的皇家植物园，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完全一样。在中国茶农指导下，巴西种茶业一度蓬勃发展，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巴西人至今仍把茶叫作“洒”，与中文发音非常接近。秘鲁、牙买加、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也都开展过中国茶树的引种工作。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茶业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相较于古代，17-19世纪中国茶对外传播的不同之处，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茶向世界传播的意义。
材料一 秦汉、魏晋时期,凭借波斯和中亚商人的转运,中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形成横贯亚欧大陆的丝绸贸易通道。唐朝时,丝绸、瓷器、珠宝、香料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商品。宋代,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隔,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贸易的主要对象除了阿拉伯帝国,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对外出口以五金、丝绸和瓷器等手工业品为主,尤其是瓷器贸易大量兴起。进口商品则以香料、珊瑚、玛瑙、象牙等奢侈品为主。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中,法国学者认为,来自阿拉伯的商队要比来自中国的多,因为他们需要中国商品,而中国则可以离得开他们。
材料二 唐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以中国的扬州、明州（宁波）泉州、番禺（广州）为起点,可分为由中国沿海港口至朝鲜、日本的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口至东南亚诸国的南洋航线和由中国沿海港口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的西洋航线等三大航线。……丝绸之路不仅仅运输丝绸,而且也运输瓷器、糖、五金等出口货物和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主因是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中国东岸夏、冬两季有季风助航,因此也增加了由海路通往欧洲的方便性。尤其在两宋年间,游牧民族盘踞华北地方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阻断,令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加蓬勃。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三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郝景春《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商品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有利条件。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
材料一 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虽秦、晋、燕、周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绸币者，必走浙之东也：赋税由实物改为交银，概行于天下。商税俱三十税一，不得多收。今天下之人不商其身，而商其志者，比比而然。
——摘编自范金民《明代地域商帮兴起的社会背景》
材料二 皖南古村落，地处安徽南部的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与山有着浓浓的情怀，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之说。但皖南古村落同样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水有着不解之缘……正是由于皖南古村落聚居环境的独特性，其水景观也呈现独有的特征。
——摘编自朱姝莹、陈永生《皖南古村落水景观特征分析》
材料三 当时在某些生产部门出现了不同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新型的劳资关系。不少徽商恰恰成为新生产关系中“资”的一方……徽商崛起后，竭力扭转“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明代初期对商人在服饰、住房、交往、子女参加科举等方面均有一系列的限制规定，决不允许突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等级限制又是在长三角首先被徽商冲破……明后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人们纷纷冲破封建礼法的等级限制，享受他们原来所不能享受的生活。徽商对这股奢侈之风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摘选自王世华《明清徽商是长三角兴起的重要力量》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商帮兴起的主要原因。结合所学，概括产生于“新安”地区的商帮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皖南古村落的择地特点，并分析皖南古村落所体现的深刻文化内涵。
(3)有学者认为，“明清商帮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助推器”。针对这一观点，有两种认识可供讨论：①明清商帮对中国近世社会转型起到推动作用；②明清商帮对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作用有限。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请选择其中一个进行阐述。
材料一 唐朝时期，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4坊，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材料二 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国级别的丝织业中心。然而，江宁府本地不产优质生丝，苏州府境内的生丝生产规模也不大，远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苏州的商人每年都会去嘉、湖采购优质生丝，然后运往府城给各个作坊的生产供货；杭州因为离原产地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间商，商业资本操纵手工业生产的特征不明显。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城市管理的主要举措，并指出这些举措的最大作用。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
材料 唐宋里坊制演变从先秦到北魏，中国城市的居住区被称为"里"，里周围有围墙。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坊"的称呼并逐步取代了里。中唐以前，国家权力通过里坊渗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家庭。"坊正"是国家设置的基层官职，管理职责明确。里坊内严禁商业交易，民户不能临街开门，城市街道严禁侵占，"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坊门昼开夜闭，禁止市民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
中唐以后，里坊制开始受到冲击并逐渐瓦解。城市中出现了"侵街打墙，接檐造舍"和坊内开店的现象，一些里坊"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
宋初曾试图恢复隋唐的里坊制，重建坊墙，最终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坊墙逐步被废除，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街巷最终取代了里坊，形成《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景象。同时，坊作为基层管理单位依然存在，但"坊正"的功能大大弱化。各类社会组织也从最初的"里社（会）合一"走向"里社（会）分离"，并进一步蓬勃发展起来。
——据郑国《唐宋里坊制演变及其对当前社会管理的启示》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宋里坊制演变"做出合理的解释。
材料一 “三代以下称治者三，文景之治，再传而止；贞观之治，及于而乱；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于衽席。迨熙宁而后，法以斁，民以不康。”（王夫之《宋论·太祖十五》）且不论王夫之对神宗时期的微词，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清代学者戴震说：“宋以来，孔孟之书尽美其解，儒者杂袭老释之言以解之。”
——摘编自陈振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
材料二 晚明的学士很欢喜干政，不过太无常识，所言论的与实际政治相隔太远。流寇遍地，有人主剿，有人主抚，一讲到方法上便目之为支离了。所以是一无实际。明末的士风这样，所以为清初学者的晚明遗老都有一种觉语。顾亭林便是其中之一个，他说：“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我弗敢知也。”
——摘编自王桐龄著《中国史》（下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若就总体而言，将北宋前中期与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媲美，并非完全言过其实”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亭林的观点，并简析其提出该观点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