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估税制是东晋南朝特有的一种税制。史载：“晋自过江，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估四百人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从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故使均输（纳税），欲为惩励。虽以此为辞，其实利在侵削。”这种估税也就是交易税，有文券的“输估”可称为“契税”，用于大宗或特定商品的交易，零星、分散、不立文券的经常发生的小额交易，称之为散估税。东晋南朝的估税由卖者、买者双方分出，卖者负担3%，买者负担1%。这亲，卖者所负担的3%相当于过去2%税率的一倍半，再加买方出1%的税，纳税的面是有所扩大的。此外，“诸有市易……明从券契”，徐陵说：“吾市徐枢宅，为钱四万，任人市估，文券历然”，房屋、土地等不动产的买卖也要付市评估，确定价格，立有文券，据以征税。……对此，东晋甘卓镇襄阳评道：“为政简惠，善于绥抚，估税悉除，市无二价。”南朝萧子良说：“顷市司驱扇，租估过刻，吹毛求瑕，廉查相继。”
——摘编自徐信艳《中国古代流转税思想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东晋南朝估税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评价东晋南朝推行的估税制度。
材料一 江南市镇起源于宋，发达于明清，但直到1909年还并非正式的行政建置。镇是乡村市场的最高一层，市镇通常有米店、布店、百货店、竹木店、面食点心店、酒酱店、水果茶叶店、烟纸杂货店、豆腐店、水鲜行、肉铺、药店、茶馆以及各类摊贩，还有榨油坊、铁匠铺和浴堂、成衣铺等。明中叶起，丝、棉市场大开，收益较粮食生产更高，于是家家栽桑养蚕缫丝，户户植棉纺纱织布，机杼声日夜响彻乡间，甚至镇上、县城里的居民家庭也参与进来。一般市镇的寿命都很长，少数大镇如盛泽、乌镇依赖丝、棉等跨地区贸易而发达。政府的军事派出所、税务分所也设置于镇，大的繁荣市镇甚至派出通判、县丞坐镇。
——摘编自黄晓峰《王家范谈明清江南的“市镇化”》
材料二 15世纪前伦敦工商业并重，17世纪贸易约占全国贸易量80%的纽卡斯尔有一半的生活用煤运到伦敦，1580年至1640年，自东北三郡运往伦敦的谷物增长了14倍。17世纪中期伦敦商人普利面向全国各地商人批发呢绒。16、17世纪，伦敦出口呢绒至少占全国70%，出口谷物量也居第一位。伦敦进口的商品有高级消费品和奢侈品、日常生活用品、工业所需原材料等。1700年，伦敦约占全国总进口的80%，这些货物从伦敦再送发到各地，有不少商品是从伦敦进口后经过加工再度出口。海外贸易商人以伦敦为基地，积累的财富也安置于此。伦敦还有面向全国市场的丝织业、钟表业和金银首饰业，以及造船、兵器制造和玻璃制造等大工业生产。
——摘编自刘景华《十六、十七世纪英国城市经济职能的变化及其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江南市镇发展的原因与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伦敦在16、17世纪发生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期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徽州商人的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在全国各商人集团中居于前列。其商业活动遍布全国，足迹还远至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徽商的商业成就与其自身坚持的义利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明清时期，“义”成为指导规范徽商商业活动的准则，但是要实现徽商所要达到的义的追求，需要能够支撑他们义举的资金和财富，而这些资金和财富需要他们通过经商得来，所以在商业活动中徽商坚持义为先、兼重利的观念。同时他们以诚待人，秉持诚信经营的理念，促进了自身发展。大多数徽商认为“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也”，恪守“以义取利”的原则，注重商品质量和服务态度，结果“不言利而利自绕”。徽商的义利观促进了商业活动中诚信观念的形成，对商业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它毕竟产生于小农经济时代，根植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土壤中，商品经济基础比较薄弱、以县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徽商经营商业获利之后，也都遵循“以末起家，以本之”把获得的钱财用于购置土地或者买官。
——摘编自韩笑《明清徽商义利观研究》
材料二 1903年3月，上海绅商集会反对俄国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即曾公开表我辈同为国民，休戚与共”，应“合心协力，团结一气”。不仅如此，当时的商人已天拘泥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他们将自己誉为社会的中坚，自豪地表示：“今日实业界，论人教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有的声称：“今日之商室，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有的指出：“追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想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卷难商人是赖。”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徽商的价值观，并对其作简要分析。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的新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闽广商人手中，长期以来在朝贡贸易下，海外商人属于非法商人，直到1567年开放海禁以后才获得合法身份，但商船、数量和贸易地区仍受到严格限制，海关税饷虽有定额，但往往官吏“卖放指吓，倍索常例之外”。另外明朝政府刑法民法部分，有时“以罚代刑”，有时“以刑代罚”，更别说有独立的商法或海商法了。15到17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是独资和合伙制度，其雇佣的工人多由虚拟血缘关系的“义男”“义女”组成。这一时期商人群体虽然形成了商帮，但组织涣散，缺乏自发形成的海外贸易同业组织。
——摘编自王晶《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研究》
材料二 近代中国从身居高位的官僚到凡夫俗子、学徒、手工业者等都有经商倾向，例如南通状元张謇，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光绪15年进士王同愈脱离官场从事商务等。近代沿江沿海的口岸处在中外关系的前沿位置，因“贸易旺、信息灵、人气盛”，成为商人群体的摇篮，据统计，1912-1928年，商人群体中，浙江商人占总数的34%、江苏占26%、广东占17%、福建占5.3%。伴随着商人群体的崛起，1904年诞生了跨行业、不限籍贯、拥有较为完善的规章制度和民主色彩的商会，其宗旨是振兴中华工商业。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经济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商人群体的状况，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海外商人群体相比较，近代中国商人群体的特点并说明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16世纪，英格兰拥有373个市镇，根据规模和功能分为三种类型：一种300～400人口的小城镇，市场的影响所及为周围几英里的农村；第二种是人口在600～1000人口的市镇，几乎所有的郡都有6个这样的市镇；最大的市镇在郡府所在地，英国东南部五大郡中各有两个彼此竞争的郡城，具有悠久的自治传统，在经济和思维方式上影响着广大农村。
——徐浩《中世纪西欧市场和市集制度探析》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市镇逐渐兴起。到万历以后，其市镇总数不下200个，其中规模大、功能全的镇至少有160个。这些市镇之间的距离大体在10——30里之内，一般最大距离不超过农家一日舟行往返足以完成买卖的路程。在每个市镇的周围，都有密集的从事小商品生产的村坊和初级集市环绕，这些市镇作为商品集镇，形成一个以水路舟行为基本交通脉络的网状结构。
——齐涛主编《中国古代经济史·第七章》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16世纪中、英两国市镇发展的异同，分析促进英国市镇发展的因素。（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英市镇经济发展的不同结果，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晋商具有爱国热情，为报效朝廷，常常参与朝廷的平叛与防务活动，捐钱出人都比较踊跃。在国家危难之时，晋商常常直接参与国家的军事行动，保家卫国。晋商的爱国情怀还表现为力争主权。清末，晋商的标号名声逐渐开始衰落，但是他们并没有以此而萎靡不振，依然和全省人民共同团结，全心全力，与想独霸矿权的外国商人（主要是英国商人）进行了长达十几年抗争，始终不屈不挠，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山西煤权，保护了山西的煤矿资源，同时，晋商还舍利取义，回报社会。很多晋商在创业经商积累一定财富之后都会伐善行施、购药治病、架桥修路、接济孤寡、扶持穷苦等。
一指
——编自廖启云、李忠民《晋商责任意识的基本内容探析》
材料二 当时的商人已不再拘泥于士农工商的传统定位，他们将自己誉为社会的中坚，自豪地表示：“今日实业之世界，论人数以商界为至众，论势力以商界为最优。”有的声称；“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有的指出“追文明进步，出产丰富，器用繁多，万国交通，因利生利，而商人居中控御，握一国之财政权，而农、工之有大销场，政界之有大举动，遂悉唯商人是赖。”
——摘编自朱英《近代中国商人思想观念的发展演变》
材料三 在当代中国，一些企业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用来指导和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同样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2016年（第六届）中国商业文化与管理学术会议上公布的“2016年中国儒商风范企业50强榜单”上，就有华为电子、海信电器、海东集团等知名全业，这五十家企业的儒商风范凸现出儒商精神在当代仍具有其不巧的价值。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由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缺失，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假冒伪劣产品层出不穷，在这个时候重提和重振儒商精神就显得格外重要。
——黄鹰《儒商精神及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晋商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并分析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史实说明近代中国商人如何“操我民族存亡起废之权”。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商精神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商标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后期，作为商业性标记的原始商标就开始产生。春秋战国时期，木工、竹工、漆工、陶工、冶师等工匠为了在商品的交换中便于别人识别自己的商品，在自己的商品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的商品标记仅仅具有区别不同生产者或所有人的性质。三国时期，酿酒业已经非常兴旺，出现了如“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诗句，在这里，商标的广告宣传功能已经体现出来。北宋时期，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一块铜板制作的白兔商标，基本具备了现代商标的构成要素，这是我国商标史上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商标铜板。明清时期，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地步，出现了不少知名的商标，假冒商标也时有出现。
——摘编自刘晓东《“商标权”名词的历史渊源与演变》
材料二 明代正德《松江府志》：“（松江）俗务纺织他技不多。而精线绫、三梭布、漆纱方巾、剪絨毯，皆天下第一。”崇祯《松江府志》所说的“尤尚精敏”的品牌有：三梭布、云布、标布、官布、飞花布、织花绒布等。一些无良商人非法经营，假冒品牌与商标，牟取暴利，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松江知府衙门立告示碑，揭露了牙行奸商沈青臣等，假冒松江金三阳字号品牌的违法行为。然而，由于松江优质棉布销路十分旺盛，利润可观，一些奸牙仍然以身试法，一而再再而三地假冒松江品牌商标，非法牟利。1703年和1713年官府又两次立碑严禁。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商标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时期松江地区经济发展的表现。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商标发展和保护的看法。
材料一 中唐以后，整个社会资源开始了打破重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部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成为社会上的富裕阶层——“富民”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丧失了土地财富，成为贫苦者。宋代以后，虽然朝代鼎革，但“富民”阶层的发展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富民阶层始终是宋元明清的社会基础；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富民是国家乡村控制的主要依靠力量。
因此可以认为，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即“富民社会”。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璟《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期，呈现出独特的二元性。社会上既存在着古老的地主阶级和佃农阶级及传统社会的自耕农、商人、手工业者阶层，也有残余的奴婢、半奴婢阶层；既有演变中的古代的阶级和等级，又产生出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阶级裂变的同时，也进行着阶级改组，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军人阶层已开始成长为新型的社会集团。传统的组织不断演化，新的社会群体激增，政治团体、经济团体已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二元性表现在社会区域内，是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二元格局出现并愈益明显，一方面，沿海与城市现代性日渐凸显，而另一方面，内地与农村保留着传统，踯躅不前。
——摘编自栾爽《震荡与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探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中唐以后“富民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历史意义，并谈谈你对古今社会结构变化的认识。
情境一 高原马帮——幽幽古茶道
材料一
材料二 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设茶马司于秦、河、雅诸州。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明史·食货·茶法》
材料三 抗日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每年来往于云南丽江、西藏、印度等地的马帮约有25000驮之多，沿途大小商号多达1200余家，大多数人家都投身于古道运输或从事与茶马古道相关的产业。贸易物资增加了从印度转运来的英国和美国的香烟、卡其布、毛呢、手表、煤油，以及各种日用百货，由拉萨到印度则出口大量羊毛。云南丽江、四川康定和西藏昌都这样一些城镇也纷纷在茶马古道上兴起了。
——摘编自CCTV《茶马古道》纪录片解说词
情境二 远洋帆影——浩浩新航路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类的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割裂的世界开始连接在一起，经由地理大发现而引发的国家竞争，拉开了不同的文明间相互联系、相互注视，同时也相互对抗和争斗的历史大幕。
——摘编自《大国崛起》纪录片解说词
（1）依据材料一、二，概括明朝茶马古道贸易的特征。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期间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
（2）“有路必有福，有路必有胜”，依托情境一、二，以两条路的共同之处为切入点，请你以“ 之路”为题，论述商路开辟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要求观点明确，论从史出，逻辑严密。
材料一 铸币专营是古代国家相沿已久的传统政策，《管子》的“先王制币说”是其理论基础，如“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自秦汉统一后，法律上就规定铸币权属于国家。唐初武德年间，政府令铸开元通宝钱时即规定：“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唐律疏议》亦有明文规定：“诸私铸钱者，流三千里，作具已备，未铸者，徒二年；作具未备者，杖一百。若磨错成钱，令薄小，取铜以求利者，徒一年。”
——摘编自邓耕生《谈我国古代手工业产品的质量管理》
材料二 民国元年，沙俄趁中华民国初建，妄图攫取蒙古。当时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极度困难，言兵无钱。此时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12月6日向全国发布了《钱币革命》的通电，要“行钱币革命，以解决财政之困难”。孙中山认为：纸币是比金属货币更具弹性的一种货币，中国财政紧张和金融恐慌往往源于金属货币本身的缺陷。因而现代国家必须采用更具弹性的纸币作为交易媒介。具体办法：“严禁金银，其现在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
——戴建兵《一个时代货币思想的进步孙中山货币思想及实践评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古代铸币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孙中山实行“货币革命”的主要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古代和民国初年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