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后期，蚕桑、棉花、茶叶、丝绸、棉织、陶瓷、玉石、刻书印书、造船、酿酒等生产不断发展；明中期以前的商品流通主要是奢侈品或区域调剂式的流通，其后主要以人们日常需要的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等太宗商品为主；隆庆时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列出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己所有这一切，促使着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先后崛起。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

材料二   明清商帮的活跃在当时引发了“竞以求富为务”“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的价值观念转变，孕育了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四民皆本”（“五、农、工、商”称为四民）的学术思潮。该研究证实，在历史.上有商帮兴起的县，当地居民自主创业的概率、选择以私营企业雇主以及自营劳动者为职业的概率均有提升。换言之，即历史上商业繁荣、商帮组织活跃，所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居民的创业行为。

——摘编自周黎安《明清商帮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延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唐末时定居于广州的侨民已近12万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他们积极参与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唐代外商们可以自由地“任于内地贸易”，几乎在各条路线上都可以看到外商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外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满足国际社会以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近二百年的海禁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即可出洋贸易，由此进入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的闽南海商贸易经营范围相当广阔，横跨环中国南海。国际上，与日本人所在的长崎平户、西班牙人所在的马尼拉、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都经常性地保持活络的贸易往来。贸易经营的货物以丝、瓷、糖、黄金、茶为大宗，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月港出口商品的来源地是多源的，不仅从闽南地区漳州河邻近地区采集收购输出商品，同时也从福建福州、广东等地和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甚至远达山东、四川采购。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漳州河一带社会经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刺激、吸引、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诸省的对外商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涂志伟《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

材料一 秦汉时期封建皇室和各级官府在宫殿、官署、陵墓等建筑上耗费的大量木材，主要依靠役卒、刑徒采伐天然森林获得，其余则向民间采购。官府的木材需要带动了木材贸易的活跃，商人和部分官员积极参与贩卖木材，谋取暴利。受采伐与运输技术的限制，木材多为就近取材，以本地的名贵木材为主。人口稠密的长安、洛阳地区的重要木材供应地，就是关中西部的陇右地区，这带动了关中地区的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成为木材的集散地。然而，由于秦汉时期在林业生产上存在的重采伐、轻种植的倾向，这对黄河流域的森林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破坏，这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木材贸易的发展。

——摘编自罗启龙《秦汉林业若干问题研究》等

材料二明代木材贸易吸引了资本雄厚的徽州商人的参与，徽商取代官府成为木材贸易的主导方。为扩大利润，徽州木材商人买下山场，雇工造林、管理、砍伐，实现了植树和贩材的有机结合。明中期以后，木材市场进一步扩大，对不同类型、不同品质的木材需求日多，尤其是平民生活需要的家具与燃料用的木材。所以不少徽州木材商人深入川、湘、云、贵、赣、闽等地采购，然后沿长江水道及海路转运到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这带动了武汉、芜湖、南京、镇江、上海、杭州等木材贸易枢纽城市的繁荣。

——摘编自梁明武《明清时期木材商品经济研究》等

材料   宋代土地交易频繁，草市、集市遍及各地，内外贸易限制大为减少。以李靓、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一批士大夫反对空谈仁义道德，提出“义利双行”的主张。发展经济，扭转贫弱是宋代中期以后的社会愿望。为巩固政权，政府的政策导向也避免与社会对立，在民事、经济立法上与前代相比有较大改变。“官中条令，惟（土地）交易一事最为详备”，并规定卑幼未经尊长允许，典卖土地无效。关于遗嘱继承，条款复杂，序列完整，还出现遗嘱继承的真实详尽案倒。法律禁止各级官府借口官需勒索商人，强买强卖；禁止以公务为名，阻滞商旅，盘剥商人。市舶司在外商往来之际，慰劳送别，成为条例；鼓励外商投诉不法行为。

——摘编自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一   从传说时代“神农尝百草，遇赤得茶而解”开始，茶就走进了中国人的视野。魏晋以来，茶因清淡虚静而渐渐受到佛、道教徒的广泛受用。唐朝时，饮茶多以茶饼研木，煮茶时讲究“三沸”，使得烹茶更具文人雅兴，于是茶道大行。当时南方产生了官茶四、寺茶四、农茶园等不同形式的茶园，仅湖州造茶一年就是“万八千四百八斤”。唐朝政府还开辟茶马古道、开设茶马交易市场，强化边设管理。随着唐朝与日本、印度、波斯、非洲国家的交流，茶叶也交流到了世界各地。宋元时代，出现了在茶中添加马奶、红枣、枸杞、油酥等物的习俗。明清时期，沿着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形成了一条海上茶叶之路，以茶叶为大宗、经蒙古高原到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也走向兴盛。

——彭星霖《基于历史角度分析茶业在我国的发展与兴衰变化》等

材料二   1657年，荷兰人把少量中国红茶转运英国，茶叶首次登陆英伦。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葡萄牙公主凯瑟琳，饮茶嗜好被带入宫廷，引得“英人争先恐后以饮茶为一荣幸事”。1668年，东印度公司控制了北美十三州的茶叶转运，使得当地茶价高出英国本土一倍。19世纪，葡萄牙王室为解决财政问题，将中国茶树引种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郊的皇家植物园，种植、采摘和烘焙茶叶的方法与中国完全一样。在中国茶农指导下，巴西种茶业一度蓬勃发展，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巴西人至今仍把茶叫作“洒”，与中文发音非常接近。秘鲁、牙买加、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也都开展过中国茶树的引种工作。

——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等

材料一   1565年，西班牙人征服了吕宋（今菲律宾），西班牙控制的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口到吕宋的白银航线开始建立，这条航线后来与中国福建泉州之间相连，成为著名的白银航线，将欧洲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紧密地联系起来。1567年，中国放开了“海禁”和“银禁”，选择以海外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单位用以补充国库，开启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但并未建立银本位制。明朝海外白银的供应起初主要来自日本兵库县，后来才以经白银航线到来的美洲白银为主。但是从16世纪晚期开始，明朝失去了来自日本的白银供应；1624年随着荷兰人占据中国台湾岛，蜂拥而至的欧洲列强开始瓦解西班牙的白银航线；1630年以后南美洲白银产量减少，白银航线几近中断。这一连串的国际环境变化导致明朝后期白银短缺，陷入财政资源极度不足的境地。

材料二   英国“光荣革命”后颁布的《权利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核心目的是限制国王不经议会同意而肆意妄为的权力。这使英国拥有了强大的公债信誉，成为其快速崛起的重要根源。

自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抢掠到很多黄金之后，英国人开始迷恋上了黄金，他们纷纷将市面上流通的银币运送到欧洲大陆换取黄金，从而导致英国国内流动性紧缩，交易货币奇缺。1717年，议会批准了“降低制造金币的成本和价格，鼓励白银出口和黄金流入”的法令，导致黄金价格下降，为后来英国实行金本位制度奠定了基础。此后，建立于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承担了全球金银汇兑和贸易结算的重要职责，伦敦金融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交易中心，英国开始依靠伦敦金融市场的融资能力强势崛起。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晓《货币翻弄的世界：元朝以后的中国和1500年以来的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