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所带来的优质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国内市场，而且出口海外，使人们看到了初露端倪的“外向型”经济。……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盛泽镇附近的黄溪市，丝织机坊“雇人织挽”，闲时解症，忙时雇佣，因此有了如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的劳动力市场。……江南市镇作为一个工商业中心，其人口结构不同于乡村，号称“工贾艺术杂处”，即以工商业为主，各行各业各色人等杂处之地。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

材料二   英格兰1520~1801年城市人口估计（千人）

材料一   北宋初年的周敦颐、程颢、程颐提出了新形式的唯心主义体系。周程以继承古代儒家自居，实际上吸取了佛教、道教的很多思想。他们的唯心主义体系，是古代儒家孔孟之道与道家老庄学说和佛教唯心主义的综合，他们都把封建社会等级制度说成是天经地义，把封建道德基本原则即所谓三纲五常绝对化、永恒化，从而满足官僚地主阶级进行精神统治的需要。

——郑红峰《中国哲学史》

材料二   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尤其是文化领域，于唐、宋几个世纪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在这几个世纪中，除了出现许多学者撰写的无所不包的各朝历史外，还出现了佛经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一 泉州文化遗产（部分）及价值贡献表注：●核心贡献；○辅助贡献

——摘编整理自《泉州商贸中心》

材料二13-14世纪意大利商人开始向中国进发，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家族来到中国，热那亚商人在泉州建立了“商站”。意大利商人通过与中国的直接和间接贸易，掌握了在欧洲出售东方商品的垄断权。意大利商人从英、法等地运回羊毛，在本土组织呢绒生产，将呢绒运到地中海东岸地区销售以取东方的商品。呢绒制造业在意大利北部城市迅速崛起。出于海上贸易和争夺制海权的需要，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舰队，造船业也随之兴起。在商业的实践中，意大利商人形成一套完整的商业谋略和经商方法。例如在商业活动中实行“委托制”、“股份制”，同时“海上保险业"、“票据"支付方式等也逐渐开展起来。……地中海区域的商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并对欧洲历史发展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西方史学把上述现象称之为“地中海商业革命”。

——摘编自微博作者《“泉州一威尼斯”时代》

材料一   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在兴衰迭起中维持了千年，1453年被奥斯曼人灭亡。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控制着重要的商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它的货币是国际标准交换媒介，帝国的出口转运贸易和国内商业达到了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水平，不仅推动了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也促进了中世纪西欧贸易活动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加快了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跃。拜占庭政府积极吸引各国商人进入帝国境内经营，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在东地中海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帝国的商人及其商品，对西欧摆脱其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对意大利城邦走上控制地中海商业的道路，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拜占庭商业的不断进步，使帝国始终保持强大的国力，积累了雄厚财富，传下了由查士丁尼编纂的罗马法、由认真的学者们加以汇集、注释和保存的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名著和宗教。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在中世纪地中海商业复兴中的地位》

材料二   唐朝长安城的坊市制度不仅进行了市与坊的划分,而且在市内又设有行与 肆。随着商业的繁荣，产生了许多新兴行业，如绢行、肉行、磨行、药行等。市坊制对市坊、行、肆的划分,推动了行业分工的细化。在商业发展的推动下，长安城内出现了南市与北市,城郊草市的繁荣扩大了城市规模，推动了古代城市化进程。市坊的划分将商业贸易空间规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政府还运用行政法律手段限制市的规模的扩大。经考古勘测，长安城面积约为83平方公里，东西两市分别为 0.924平方公里、0.956平方公里,仅为长安城面积的 2.2%。市坊制下的商业贸易活动范围十分有限，无法满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利于商人扩大经营。市坊之下商业原有市铺已经划定，投身贩卖之业的平民不得不进行灵活性较强的流贩贸易。唐初,对坊市商贩征税为“三十税一”，后来变为“税十之一”甚至“税五之一”。中唐以后,管理者“大索长安城中坊市商贾所有积屯货物，意其不实，辄加榜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政府越来越腐化，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弊端显露，坊市制度走向瓦解。

----摘编自李小虎、卢川《从市坊制度看唐代商业发展》

材料一 就宋代整个市场情况看，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合而成的区域性市场，自小而大地发展起来了。这些市场可分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的东南市场，由广南东西路组成的两广市场等。货币的发展是宋代商业发展在深度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宋代，金、银、铜钱和铁钱是主要货币。铜钱不仅在国内和周边各族之间流通，也在南海诸国流通。随着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宋代最先产生和使用了交子。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 经过“商业革命”，欧洲已经快速富裕起来了。相应地，对贵金属的需求和供应空前增加；有了早期的银行信贷业务；出现了经过政府批准的各种股份公司、商业机构；每个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货币，以适应贸易和工业的需要。“商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成为普遍现实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在“商业革命”后期，所有民族国家都把“商业革命”抓在自己手里。这样“重商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陈乐民等《欧洲文明扩张史》

材料 宋初，全国设置榷货务管理机构6个，山场13个。种茶的百姓为园户，官府向园户提供种植本钱，园户则将所焙制之茶除输租外全数交由政府收购。政府榷货机构根据收购茶叶的数量向商贾出售茶券（亦称茶引），商贾凭茶券到茶场提货（称为交引）。由于政府向园户以较低的价格收购，又以较高的价格批发给商贾，政府获取了丰厚的利润。至嘉枯（公元1056-1063年）中，由于主管官吏的官商作风，对园户的茶叶压级压价收购，影响了园户种茶的积极性，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导致产销脱节。加之管理不善，成本上升，使整个官卖制度经济效益下降。为了克服和改变这一情况，遂将全国茶的专卖改行通商法：茶商园户交易，则按质论价。这样既提高了园户生产的积极性，又减少了官府收购及调拨的环节，使茶叶交易趋于优质优价的经济原则，也减少了交易程序。《宋史》记载，行禁榷（即官卖法）时平均每年从茶利得到的财政收入109.41万贯，改行通商法后平均每年得117.75万贯，可见改通商法财政收入有了增加。

——屠振林：《我国古代茶叶专卖政策和茶税征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