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代中叶以后，崛起了一些地区性的商帮，他们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会馆为联系场所，相互帮助，相互提携，形成一支支颇有活力的生力军，纵横驰骋于商界，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业贸易。在这些商帮中，徽商活动范围极广，“足迹无或不到”，他们经营对象品类繁多，有盐、粮食、木材、茶叶、陶瓷、纺织品、书籍、文房四宝等，其中以盐起家者尤多，开设典当铺、旅馆、仓库的徽商也为数极众。山陕商（晋商与陕商的合称）的活动地域最初局限于黄河流域，随着盐法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逐步向南推移，终至“足迹遍天下”，经营项目也日益增加。主要有盐、粮食、棉布、丝绸、茶叶、铁器、木材、牲畜、陶瓷、金融典当等。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1901年，清政府商务大臣盛宣怀指出：“华商虽有各商帮组织，但互分畛域，各行其是，每当与洋商交易往来，总不能相敌。”1904年，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率先成立商会，并制定了《商会简明章程》。1912年全国性商会组织成立。商会是所在地区的不同籍贯、不同行业的商人组成的新式商办团体。20世纪初，上海商务总会倡导大规模抵制洋货运动，多地商会参与了收回利权运动。商会还积极参加了清末的国会请愿运动以“尽立宪国民之义务”，部分商界的有识之士从支持立宪转向支持革命。五四运动期间，一些地区的商会领导商人罢市，抗议政府逮捕爱国学生，要求维护国家主权。总之，近代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其影响力突破了经济领域而变得更加广泛和深远。

——伍继延《从“商帮”到“商会”》

材料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

材料二   有学者提出，大体而言，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时期几乎是纯粹的自然经济；自宋元时期，一种新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已经在自然经济的“死水”中泛起了“微澜”；到了明清时期，在我国江南地区又出现了一种与自然经济完全相悖的新经济的萌芽。

材料三   （16世纪）这些私人的商业贸易垄断公司不但控制某些地区的贸易，进行殖民掠夺活动，也起到了为本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商业经营上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所谓“商业革命”的发生。商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商业资本的发展，成为“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马世力《世界史纲》

材料一 宋代的领导地位源于一系列的因素，从技术上的发明、从普遍的教育到对宗教和各种哲学思想的宽容。……上一个1000年的中国，是世界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摘编自乔纳森·斯彭斯《新闻周刊》

材料二（宋代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令人吃惊，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海外贸易……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摘编自谢和耐（法国）《南宋社会生活史》

材料三 明清时期，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等聚集着众多商人的商帮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

——摘编自唐文基《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材料一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汇之区，在金代是荒旷斥卤的滨海荒地，为海防之需在此设寨戍守，名曰直沽寨……迨至元代，由于直沽临近大都，又据河海交汇之咽喉要道，因而，元王朝统治者在此建立掌管漕粮转输的官府衙署，并遣重兵戍守防卫，设仓储粮。明代永乐以后，政治军事中心北移，而经济中心仍在南方，为尽快连接这两个中心，明王朝统治者大规模发展漕运。漕粮转输皆以天津为入京要道。1404年，明成祖朱棣在直沽设卫，并派官在此监督筑城。明代中叶以后，天津地区由单纯的官运粮米及物资中转站发展成为各地商品及货物集散的北方商业中心城市。

——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

材料二   天津于1860年被迫开埠通商，使天津从传统的封建性城市逐步演变为不断滋生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半殖民地城市。天津不仅成为沟通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口岸和中国近代工业重要的发源地，而且也改变了它作为首都附属城市的被动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外国租界的设立，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优势也直观地展现在天津人面前。不能忘记的是，天津在百年间的迅速崛起也伴随着巨大的民族牺牲。西方人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绝不是为了传播福音。

——来新夏《天津历史与文化》

材料一：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桎梏。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材料一   以品系繁多、工序复杂著称的“中国菜”烹饪艺术在南宋时期趋于成熟。宋代皇室南渡使北宋时期的京菜（河南菜）与六朝以来发展的江浙菜交融汇合。各地大量难民与皇家贵族的集中促使高、中、低档饮食都有了广大的市场，加之中国人缺少世界许多民族都有的宗教饮食禁忌，因此国人天上地下水生陆长的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饮食观，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丰富的食物种类，加之各地域各阶层东西南北上下尊卑的饮食“亚文化”的综合，最终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烹饪艺术。

——摘编自秦晖《思无涯，行有制》

材料二   18世纪以前，小麦在英国的食谱中还属于奢侈品，但到18世纪60年代，小麦已成为大部分劳工家庭的主食。同时，食物消费表现出明显的阶层性。社会下层主要以面包作为主食，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主食则包括了蔬菜骨头汤、烤羔羊肉、烤牛排、冷牛肉沙拉等其他食物。人们的消费习惯也因此发生变化，烤面包长期以来是家务劳动的主要内容，到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却只有一半居民自己烤面包。如果说法国人是吃得多而喝得少，那么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便相反，他们把喝看成是餐桌上主要的事。

——摘编自舒小昀《谁在养活英国：英国工业革命时期食物研究》

材料一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后由于政府滥发宝钞，民间开始自发使用白银，官方赋役也逐渐改为白银上缴，白银逐渐成为流通领域中的主要货币。到16世纪中叶，明政府停发宝钞，并正式确立了白银的官方合法地位。但明朝银矿稀缺，国内开采的白银不足以应付政府开支。面对银荒危机，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明政府开放海禁。通过对外贸易，相当大部分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以白银为主要货币，从而促使白银成为世界货币。围绕白银，形成了一个世界贸易网络。

——摘编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野》等

材料二   1816年英国在世界上首先实行金本位制，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了金本位制，英镑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货币。英国在19世纪的国际货币关系中占有统治地位。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再一次发生变迁。

——摘编自李晓耕《权力之巅：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