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材料一   自唐初以来，唐延以积极的态度谋求和平的国际交往。唐代侨民极多，长安城有侨民10万余；唐末时定居于广州的侨民已近12万人。就侨民所从事的职业来看：有僧侣、学者、画家、匠人、艺人、商人等，他们积极参与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唐代外商们可以自由地“任于内地贸易”，几乎在各条路线上都可以看到外商们忙碌奔波的身影。外商广泛参与经济活动使唐代的社会生产不仅要满足国内需求，更要满足国际社会以承担起国际生产的任务。唐朝统治者处理当时国际关系时，贯彻儒家“平天下”与“协和万邦”理想，唐太宗要“四海一家”，唐玄宗则要“存至公之道，永协和平之义”。在和平共存之指导下，唐朝与周边和平交往，“蕃汉非常快活，甲兵休息，互市交通……彼此丰足，皆有便宜”。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近二百年的海禁之后，明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在漳州海澄月港宣布部分开放，准许私人海外贸易。船申请文引，缴纳饷税，即可出洋贸易，由此进入海外贸易的“发展繁荣期”。这一时期，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的闽南海商贸易经营范围相当广阔，横跨环中国南海。国际上，与日本人所在的长崎平户、西班牙人所在的马尼拉、荷兰人所在的巴达维亚，都经常性地保持活络的贸易往来。贸易经营的货物以丝、瓷、糖、黄金、茶为大宗，每次贸易的金额数量都相当大。月港出口商品的来源地是多源的，不仅从闽南地区漳州河邻近地区采集收购输出商品，同时也从福建福州、广东等地和江西、浙江、江苏、安徽等省，甚至远达山东、四川采购。以月港为中心的漳州河口海上贸易的发展，不仅极大地带动了漳州河一带社会经济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也刺激、吸引、带动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江南诸省的对外商品产业的发展。

——摘编自涂志伟《明中晚期以月港为中心的国内海上贸易网络》

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

材料一   明代后期，蚕桑、棉花、茶叶、丝绸、棉织、陶瓷、玉石、刻书印书、造船、酿酒等生产不断发展；明中期以前的商品流通主要是奢侈品或区域调剂式的流通，其后主要以人们日常需要的粮食、棉花棉布、丝绸等太宗商品为主；隆庆时徽商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一书，列出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己所有这一切，促使着一个个地域性商帮在全国各地先后崛起。

——摘编自范金民《明清商人商帮与地方文化》

材料二   明清商帮的活跃在当时引发了“竞以求富为务”“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的价值观念转变，孕育了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强调“经世致用”、提倡“四民皆本”（“五、农、工、商”称为四民）的学术思潮。该研究证实，在历史.上有商帮兴起的县，当地居民自主创业的概率、选择以私营企业雇主以及自营劳动者为职业的概率均有提升。换言之，即历史上商业繁荣、商帮组织活跃，所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鼓励着当代居民的创业行为。

——摘编自周黎安《明清商帮跨越时空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1620年，欧洲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沉重打击。1634年，菲利浦四世限制船只出海；1639年，在马尼拉，许多商人遭西班牙人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所有贸易；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白银流入被阻断。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针对铜钱），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长江三角洲人口稠密、经济高度商品化，急需白银对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城镇居民带来极大灾难，以养蚕为生者处境艰难。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湖州丝绸迅速衰落。1626—1640年，罕见旱涝和蝗灾接踵，伴随天花，导致晚明人口大幅下降，中国也被卷入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的世界危机。三吴向为出口贸易中心，因白银流入受阻外贸获利大打折扣，无暇自顾。宋明国赋“取诸东南，用之西北”的传统受到挑战，盖“东墙”穷绌，何以补缀“西墙”？崇祯困坐深宫，为饷银发愁。

——摘编自《揭秘明朝灭亡真正原因：竟是灭亡于经济崩溃》

材料二   在战争期间，英国征服的法国在加拿大殖民地，大部分归还原主人。英国将马尼拉和哈瓦那归还西班牙，将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圣卢西亚、戈雷和印度的工厂归还法国。作为回报，法国将加拿大、多米尼加、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和多巴哥割让英国。法国还将路易斯安纳州东半部（从密西西比河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区域）割让英国。西班牙把佛罗里达割让英国。法国在枫丹白露条约（1762年）中秘密地把路易斯安那给了西班牙。此外，当法国在印度重新建立工厂时，法国承认英国客户是印度的统治者，并保证不向孟加拉派遣军队。英国同意拆除在洪都拉斯的防御工事，但保留了一个伐木殖民地。法国割让了它在北美大陆的所有领土，但保留了纽芬兰岛和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两个小岛的捕鱼权，那里的渔民可以在那里弄干他们的渔获。法国的殖民地瓜德罗普也获得了回报，它被认为比加拿大更有价值。

——摘编自1763年《巴黎和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