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代服饰制度从变革“胡风”“胡俗”、恢复汉唐宋制度开始，强调贵贱有序和良贱有别的观念。同时，又不断颁布禁令，对“蔑敦朴之风，乱贵贱之等”者予以惩治，申明定章，崇尚敦朴的风尚，禁奢侈和违礼逾制，并明确官民界限，给予读书人以优惠和重视。但对商人，采取严厉的歧视政策，将服饰穿着与乐工、优伶等并列，处处给予限制。

从明中期开始，宋元以来程朱理学逐渐受到怀疑与批判。明朝的等级服饰制度随之受到冲击和破坏，伴随着政府干预、制约、规范和导向力的逐渐弱化，贵戚和官员的服饰僭越行为对社会其他阶层的服饰风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激发了他们违禁享用服饰的欲望，也使他们在“上行”之风的浸染下，敢于明目张胆地“仿效”而有恃无恐，各地服饰穿着和风尚呈现出多样发展的势头，不但服饰的僭越违禁和奢靡之风盛行，而且社会各阶层求新求奇讲究审美旨趣的趋势，成为主导服饰发展的潮流。

——摘编自王熹《明代服饰研究》

材料一   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西商等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当时，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了富裕手工工场主和贫穷的雇工。

——摘编自唐文基《16到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

材料二   16世纪这些私人的商业贸易垄断公司不但控制某些地区的贸易，进行殖民掠夺活动，也起到了为本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商业经营上的巨大变化导向就是所谓"商业革命"的发生。商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商业资本的发展，成为"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马世力《世界史纲》

材料一   

材料二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指出，“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与前朝相比，宋代不仅有完善的征税管理机构、遍布全国的征税网点，而且形成了完善的商税法律体系；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管理，包括市舶司、盐井监、酒务（酿酒厂）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茶磨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检校库、抵当所等。

——摘编自王红雷《宋代商税征收管理制度》

材料   茶馆成形于唐代，到宋代，我国茶馆迎来了第一个发展兴盛期。据《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总论东南茶》统计，南宋绍兴末年，东南十路产茶地计有66州，242县。《夷坚志》所记的宋人故事中，有早行的人在茶邸之中等候官府开门办公。《太平广记》记韦浦在行途中与人一路说话，“俄而憩於茶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年间的汴京，凡闹市和居民集中之地，茶坊鳞次栉比，如潘楼东街巷的茶馆：“……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晚即散，谓之鬼市子”。南宋年间的临安“处处各有茶坊”，“今之茶肆，刻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梦粱录》载：“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又有茶肆……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

——摘编自刘清荣《宋代茶馆述论》等

材料一

材料   唐朝前期留居长安的“胡客”“胡商”达4000人之多，其中很多人为唐朝立有战功，他们地位优越，以至置田地、营第宅，娶妻纳妾。同时，当时寓居广州的“蕃客”更达20万人之多。这些外国人开始有许多是与汉人杂居的，但随着人数的增多，逐渐相聚在一起，从而形成“蕃坊”。对于蕃客聚居的“蕃坊”，唐政府专设蕃长或都蕃长领之。唐前期对华夷杂处、婚嫁为亲、蕃商购置田宅，总体是比较宽松的。据记载，当时广州出现了“近日中书尽是蕃人”“市肆美利皆归之”的现象。《唐律》中甚至还制定了中国古代法律中第一个涉外条文：“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唐律）论。”即同一国家或种族的人之间自相犯者，依其本国（或本族）的习俗、法律处理，由蕃长裁判执行；不同国家或种族的人相犯，则以唐朝的法律处理。随着纠纷日渐增多，唐中期后逐渐加强了对外国侨民的管理，特别是对沿海“蕃商”的管理。

——整理自邱树森《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

材料一   （临安）最是大街一两处面食店及市西坊西食面店，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缘金吾（负责宵禁的官员）不禁，公私营干，夜食于此故也。……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

——吴自牧《梦粱录》

材料二   粮食生产的专业化趋势，在明代一些地方一跃变为商品粮食出口区。方圆几千里的各种名优特产，辐辏荟萃于山陬一隅，这确实很能反映明后期商品的繁茂景象。其他如铁器、瓷品、纸张、食糖……也在由生产它们的原产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全国各地，进入大小城市中的千店万铺，供当地市民消费。

——摘编自杜车别《明朝的灭亡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

材料三   （1759年）外洋各国夷船到粤贩运出口货物，均以丝货为重。每年贩运湖丝并绸锻等货，自二十余万斤至三十二三万斤不等。统计所买丝货，一岁之中，价值七八十万两或百余万两，至少之年亦买价至三十余万两之多。其货物均系江浙等省商民贩运来粤，转售外夷，载运回国。

——摘编自李侍尧《奏请将本年洋商已买丝货准其出口折》

1987牟，“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专家认为，这是一艘宋代在福建沿海建造的“福船”，这种船舶“底尖上阔，首尖尾宽”的结构有利于提高船舶的抗沉性能，适合于远洋航行。

从船头位置和船上所载文物来看，这艘船应该是从福建泉州驶出，赴今新加坡、印度等地和中东地区进行贸易。船内现存的货物以瓷器为主，已发现13000余件。经过考古识别，这些外销瓷主要由江西、浙江、福建的民窑生产。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专家推测可能是外国人“来样定做”，如棱角分明的酒壶、喇叭口大碗、首饰盒等等。除了瓷器以外，还发现了一万多枚铜钱，时间从汉代到南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