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考古发掘显示，宋元时期，契丹境内出土的钱币主要为宋钱，占总数的70%左右；目前出土的金代窖藏铜钱以北宋铜钱品种最多，约占钱币总数的90%以上；从西夏遗址、窖藏中发现，宋钱币占西夏流通钱币总数的90%以上。在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宋币出土。到1959年止，东非发现中国、罗马等古代钱币中中国钱币占57%，其中能鉴定出年代的又有91%是宋钱。
材料二 除了宋朝货币币制先进，货币体系完善之外，当时海上贸易在商业运输成本、运输规模、贸易周期等方面与陆上贸易相比，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两宋均重视商业贸易的发展，如宋神宗就曾经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宋高宗强调：“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亚洲海路贸易从而空前繁荣。
——摘编自张星《宋元时期中国货币域外流通研究及当代启示》崔蕊满《宋代钱币的国际化程度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钱在当时所处的国内和国际地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钱重要历史地位形成的原因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北宋）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囊括米、盐、萘等各类商品贸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170家，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樊树志《国学十六讲》
材料二 老农锄水子收禾，老妇攀机女掷梭。苗绢已成空对喜，纳官还主外无多。
——（南宋）华岳《田家其三》
材料三 明清时期手工业的兴盛突出反映在民间私营手工业迅速发展，取代官办工场、作坊，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手工场主、包买商中转化出类似西方资本主义劳动组合中的早期“资本家”。
——曹大为《明清农耕文明的鼎盛及其在世界工业文明潮流中的陨落》
材料四 史学家戴逸指出：“18世纪的康乾盛世，貌似太平辉煌，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可当时中国没有人认识这一历史真相。”
（1）据材料一概括北宋城市商业发展的表现。不能照抄原文
（2）据材料二归纳当时手工业经济发展的特点。
（3）据材料三概括明清时期我国手工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4）“18世纪的康乾盛世……实则正在滑向衰世凄凉”，你是否同意这一观点并从经济史的角度简单说明理由。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与个体农民的成长相并行，许多手工业奴求也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者。
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活动“以粟易械器，以其械器易粟”的比以前更多。当时各国统治者所居住的都城，以及位于交通枢纽的货物集散之处，都形成了繁荣程度不等的城市。在城市里，商品交换有固定的场所，叫“市”。市的四周有“市门”，设官管理。交易时间主要在上午，过午则渐散，至夕而罢。中国历史悠久的名产丝织品，在春秋战国时已先后见于波斯、希腊和印度的市场上。这是经西北民族（如匈奴）之手辗转贩运出去的。
——摘编自任继愈主编《中国古代商业》
材料二：两宋时期，在城市和交通枢纽地段，不论是通都大邑，还是集市小镇，多是商贩云集。如北宋开封城内不仅有繁华的商业街区，而且有专业交易场所，“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署，白昼通夜”经营。据统计，北宋时，东南亚、南亚等地区与我国发生贸易的国家已有50多个。南宋时，与这些国家的商业交往更频繁。据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中指出，从宋代的城市分布图看，南方的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都很明显地超过了北方。
——摘编自章开沅主编《中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商业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两宋时期商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新航路开辟以后）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
材料二 历代盛行的官营作坊，在明清时期受到冲击。明万历年间，仅苏州丝织业中受雇于私营作坊的职工就有数千人，是官局的两三倍。……至康熙六年（1667）缺机170张，机匠补充困难，而同一时期苏州民机不少于3400张。“家杼轴（纺织）而户纂组（编织），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已。”
—— 摘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材料三
（1）据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宋朝“商业革命”的主要表现。应怎样理解宋代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指出明清之际江南手工业发展的特点。
（3）材料三反映的经济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初步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又迎来“短暂的春天”。归纳指出其在上述两个阶段发展的共同原因。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宋朝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农业发展使剩余农产品大量增加，新兴经济作物茶叶、甘蔗之类绝大部分进入市场，一些“专业化农业区”主要依赖外地提供商品粮，均使商品流通规模继续扩大。市场形成城市、镇市、草市三级金字塔型结构，北宋后期全国镇市有1900有余，大者年税收万贯以上，经济地位超出其所属之县，草市作为乡村定期集市更加普遍。在地方贸易网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江南、川峡、北方、西北几个较大的区域市场。海外贸易规模超出唐朝，朝廷在南方沿海港口设立了多处市舶司，英宗时市舶收入年63万贯，至南宋前期已增至200万贯。北宋铸币量很大，很多时高出盛唐十余倍，但仍不能满足商业发展需要，因此民间开始出现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南宋纸币使用更加普遍，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超出了铜钱。宋朝城市繁荣，汴京和临安盛时人口均超出百万。大城市数量激增，加上广大州县城居人口及集镇人口，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20%以上。大城市中消费水平的涨高，文化娱乐活动的丰富，夜生活的发展，都达到空前水平。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归纳宋朝商业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革命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提高。……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世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斯塔夫里阿诺斯（美国）《全球通史》
材料二 该时期内（宋朝）制度和文化也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一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商业的飞跃，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外贸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而且它也是推动当时商业革命的主要力量。……唐初人们尚轻视商业并试图限制其发展，但到了晚唐和宋朝时这种束缚就被打破了。……中国首次出现了聚集大量人口的商业大都市，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都市是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
——费正清（美国）《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16世纪）这些私人的商业贸易垄断公司不但控制某些地区的贸易，进行殖民掠夺活动，也起到了为本国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如英国、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等。这些商业经营上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所谓“商业革命”的发生。商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商业资本的发展，成为“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
——马世力《世界史纲》
请回答：
⑴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宋朝时期“商业革命”的表现。
⑵材料一、二中的“商业革命”与材料三中“商业革命”所产生的最终结果有何不同
⑶简析宋朝的“商业革命”为什么未能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材料一 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 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酿酒业、酒文化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东西方都有悠久历史。
材料一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东京酒文化特点与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北宋相比德国近代葡萄酒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材料一 汉代循吏基于“以教为治”的儒家思想和“以吏为师”的历史传统，通过道德教化、发展教育、整顿风俗的方式将儒家“礼治”和“德治”理想付诸合理且有效的实践。在循吏的信念中，教化作为“治道”途径，被视为重要的社会治理手段。他们除了注重通过学校进行知识传播和意识形态教育外，也关注在人伦日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下渗透儒家的社会理想和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治理模式以其弥散性和渗透性，收获了寓教于治、以教化政、以教导政的良好效果。
——摘编自李雅雯《汉代循吏“以教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材料二 宋代人口流动促进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发展壮大。宋代有着强烈的保富意识，重视富裕起来的商人阶层。宋儒提出“四民皆本”的思想。宋代政府改变唐代限制贸易的做法，鼓励商业发展，打破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的禁令，使商人获得了从政的权利。政府还制定法律，对勒索商人的官吏进行惩罚。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宋代对商业和商人的态度造就了中国古代商人的黄金时期。
——摘编自李华桑等《宋代社会治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推行循吏治理模式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社会治理上的新变化及其目的。
材料一 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向东南转移及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达到空前繁盛。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等12处设有市舶司，专司外商货物税。还制定《市舶条》或《市舶法》，不许官员权贵经营海外贸易、买卖外商货物。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和广州等地南下，可达东南亚和南亚通今波斯湾、红海至欧洲，也可至非洲东海岸，当时进出口货物达400种。
——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对外国策的变化，以及东西方传统商路的改道，古老的丝绸之路遭到遗弃，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从14、15世纪开始，欧洲人另辟的新商路使中国在古代世界的主流地位被取代，崭新的欧洲资本主义文明通过商业革命、价格革命、积极的对外扩张，积累了大量资金，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崔瑞德、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史》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变化，并分析14、15世纪“欧洲人另辟的新商路”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