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百姓私自下海，只允许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从国外看，海外各国普遍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沿海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百姓以海为生，为了生计和谋求财富，便走上了下海走私的道路。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允许外国商人以私人身份到广东贸易。但明朝的开海贸易仅限于漳州月港，真正适于开展对外贸易的地区并未开放。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二   自明中叶以后迄清康雍乾之际，历时200余年的禁海与开海之争，从本质上讲是以闽广两省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差异所致，反映到政治上，则是闽广江浙地区的经济利益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左右着中央关于海禁的决策。明中叶以来，在禁海问题上中央欲禁而不能，足以证明闽广江浙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绝不容许漠然置之。而立足于全国而制定的包括对外贸易政策在内的中央政策，为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所制约，自然难于兼容东南沿海地方特殊的经济利益，不管出于何种理由，禁海一而再、再而三地定为国策，实在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材料一   “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制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闻华夷，兼收并蓄。”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大单于和中国皇帝的双重身份。唐太宗继承了同样的传统，身兼中国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有特辟的交通路线引向长安，号称“参天可汗道”。唐朝周边的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由原来地方族群的领袖管理，他们有“大都督”“大都护”这一类的名称，甚至还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衔。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

材料二   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次年七月，康熙帝曾决定废止海禁，开海贸易。……与西方国家的海上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但）康熙帝又在1716年实行禁海，对海外贸易规定禁条，严加限制。……实行海禁后，海上一片荒凉。……“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南海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今禁南海，百害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

材料三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鲁迅《看镜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