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乾隆御制诗》中有“间年外城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说：“彼等以为苟不如此，则恐外人之交际频繁。又碍于安谧。而各界人等之服从上命，以维持皇威于不坠，乃中国政府唯一不易之格言。”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初）恭亲王和文样首先认识到中西方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可以通过谨慎的外交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强烈地感到，西方列强通常能够信守条约。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
(1)根据材料一，指出乾隆时期的对外政策，并概括其原因。
(2)材料二反映的清朝统治者对外态度是什么？他们在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朝对外政策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宋代商业性农业、民营手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比例增大，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增强，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商品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
——摘编自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材料二 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而要“重农”必须“抑商”，让主要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一般农民不能脱离本身的户籍去经商，而商人也只能在本地经营，想去外地，手续十分繁杂。朝廷还强化了专卖制度，规定对盐、茶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商、茶商必须取得“盐引”“茶引”等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罪、私茶罪，处罚手段极为严厉。明朝不仅对生活必需品专卖，对金、银、铜、锡、硝、硫磺等重要物资也全部实行专卖。明朝还实行“海禁”，商人和百姓不得从事对外贸易。这项政策被朱元璋的继任者多次加以强调，成为明中期以前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摘编自陈忠海《明初经济政策为何走“回头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代相比，明朝经济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唐代以前并无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唐前期开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领之，但无定制，甚至“虽有命使之名，而无责成之实”；唐代中期，在“有蛮舶之利，珍货辐辏”的广州设立市舶使掌管舶政；唐代后期，市舶以宦官主之，渐成定制。当时市舶管理尚处草创时期，没有一套完整严格的管理法规。
有人认为宋代是我国古代的“重商主义”时期，朝廷出于贸易营收等原因不断鼓励海洋贸易，同时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瓷器外销，因此，宋朝进一步加强了海外贸易管理。首先，政府在广州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市舶司；其次，元丰三年制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法规；最后，还对市舶官制进行改革，开始委任专职提举市舶，在专职提举市舶被废时，则由转运使等兼管，市舶内侍较唐代大为削弱。在此后数百年间，开创出一个由中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时代。
——摘编自李康华《中国对外贸易简论》等
材料二 康熙年间，创立的海关制度较前代市舶司制度有巨大变化。朝廷不但在沿海政治、经济中心创立海关，而且还设置受海关管辖的众多口岸。这些自然形成的口岸星罗棋布，有近200处之多，使得江、浙、闽、粤四省沿海地带形成了崭新的口岸经贸网络。海外贸易由洋行垄断经营，提高了海外贸易的专业化程度，但朝廷“怀柔远人”的外交目的与商业自由原则有所冲突。海关主管选用旗人，在福建以将军辖之；在浙江、江苏以巡抚辖之；惟有粤海关专设监督，充任者基本为内务府包衣，地位几乎与督抚平行，由皇帝钦点，中央牢牢控制着关税征收大权。乾隆时期，清政府又颁令，仅限广州为独口贸易，对外经贸功能遭到抑制，它对中外关系的格局、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都带来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李金明《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唐朝到宋朝市舶管理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清朝海关代替市舶司后的影响。
材料一 传教士成为明清之际西方文化输入的首要担当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明末利玛窦开创的“学术传教”（或称“知识传教”）策略所奠定的。以传教士为媒介的西学东渐，其具体的传播渠道主要包括口头传授、译撰中文书籍、携入或自制西洋科学仪器等。当时的译著共成书400余种,其中科学类占130余种。当时对欧洲科学著作的翻译盛行一时,大部分的西方科学知识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
——摘编自徐海松《清初士人与西学》
材料二 康熙之后（十八世纪上半期）中西文化的联系竟为中断。雍正元年（1723年）明昭禁教，实际宣布对西方文化绝交。此后的一个世纪，是西方世界变化最大、进步极速的时代，一系列重大事件尽皆出现于此百年之间。而我们全无所知，毫无所感。此间，以英国为首的对华贸易固然仍在继续，但英人所重视的是商业利益，一心想的是通过运销鸦片而多赚取中国的白银，绝不注意文化上的沟通。
——摘编自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
（1）依据材料一，概括西方教士在华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2）依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分析导致中西方文化联系中断的原因及后果。
材料一16世纪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受到海外市场的拉动，但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却遭到明清统治者极其顽固地抵制。清代初年，政府规定：私自经营进出口贸易者一律处死，货物全部没收。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严格规定“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夏燮的《中西纪事》中也记载了当时“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税费日增”，各种货物的税率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存在“向来人要税，货也要税”的现象。18世纪后期，面对西方殖民者以外交手段与中国建立贸易交往关系的诉求，清政府却认为西方商人是慕华而来，倾心朝贡，广州知府蓝鼎元便指出“既禁之后，百货不通，民生日”的严重问题。
——摘编自刘玲《明清之际东南沿海经济发展的机遇及其丧失》
材料二1890~1912年，全国资产万元以上的纺织厂有25家，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就有21家，当时“妇工、童工的劳动已经成为新式工业尤其是纺纱的重要力量”，家庭手工业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近代华侨在国内的投资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如厦门工业80%~90%的厂家都是华侨投资或与华侨资本有关，厦门的裕昌米粉厂每月出产的10余万斤米粉还大批配运至南洋各地。1920年，厦门地方人士发出开辟马路的倡议，成立厦门市政会，负责工程审议和筹款，进行马路建设。据1930年统计，泉、漳两市共计有泉国公司、泉洛公司等23个汽车公路公司，行车里程达1691公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南沿海在全球尤其在东南亚经济圈中的战略影响愈益广泛。
——摘编自张莉《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导致明清之际东南沿海地区丧失经济发展机遇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时期我国大力创新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明廷开海的原因。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材料一 丝绸之路在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它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越过葱岭，西至地中海以达欧洲。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从事国际商贸的昭武九姓（中亚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承担着东西交流的中介使命。……不仅如此，祆教、摩尼教以及中亚音乐舞蹈与历法的传入中原，中原丝绸、造纸技术的传往西方，昭武九姓也是重要的中介。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海外贸易的繁荣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原先偏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而一度为中国门户的西北诸省则渐渐沦为边远的内地。……晚唐和北宋时的外贸业务主要以广州为中心，但到了南宋时，位居福建产茶、产瓷中心的泉州后来居上，取代广州成为当时的外贸中心。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远在汉朝时期贸易就与朝贡相关联。但明朝开国者朱元璋让国家垄断的朝贡贸易成为中外贸易最主要的途径。但是朝贡贸易制度在满洲人征服中国的一个多世纪之前便已失去主导地位。除了证明其无法抑制所有走私之外，维持朝贡制度所需的花费亦成为国库日益沉重的负担。在整个16世纪，明代朝廷默许葡萄牙人占据广东南部的澳门半岛，建立一个私人贸易中心，并逐步开放福建的月港，让中国商人在官方监督下进行私人海洋贸易。只是这些举措仅可视为使繁盛的对外贸易仍合法地依循朝贡贸易体系的权宜性让步。
——摘编自罗威廉《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概括唐代“丝绸之路”东西交流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唐宋时期对外贸易发生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和技术方面分析变化的原因。
（3）据材料三，分析明朝时期“朝贡贸易”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政府“依循”朝贡贸易的消极影响。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明廷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材料一 “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
——摘引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
材料二 宁波人万表在他的《海寇议》中说，海商往往“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纷泊各港”。这样的船头，便成了倭寇的领袖，如王直、徐海。明朝人谢杰在《虔台倭纂》中说：“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寇禁愈严愈繁盛”。
——摘引自卜宪群总撰稿《中国通史伍·明清》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朝统治者“宰相既罢”之后为加强专制而建立的政治机构的名称。结合所学，概述该机构不能完全取代宰相的原因。
（2）导致材料二中“商转为寇”的经济政策是什么？结合所学，阐述该政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1 7世纪的英国人沃尔特·雷利爵士一针见血地指出：“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的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
——艾跃进《从海防意识看中国近代衰落的原因》
（1）世界开始日益连成一个整体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l8世纪中期英国能“控制世界”的标志及条件是什么?
材料二 明太祖下令“片板不许下海刀”；清政府“规定私人不得从事海外贸易”，甚至要“将私自出海者杀头和灭族”。这样，以后“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2）材料二反映了明清时期实行了什么政策；其对中国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
材料三 “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
——左宗棠
（3）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政府“整理水师(海军)”的具体做法；指出其未达到“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目的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