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统一后，清政府即派人前往江浙和闽粤，察看沿海情况，以定可否开海贸易。康熙二十三年朝廷取消禁海令，第二年（1685年）于广州、漳州（厦门）、宁波和镇江的云台山四处分别设置了粤、闽、浙、江四个海关。在行政上，各海关属户部管理，海关监督直接向户部和皇帝负责。《粤海关志》上说：“天下海关，在福建者辖以将军。在浙江、江苏者辖以巡抚，惟广东粤海关专设监督，诚重其任也。”

——摘编自韦庆远、叶显恩主编《清代全史》（第五卷）

材料二   晚清中国近代海关设关地点与年代一览表

——摘编自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

材料一 “嘉靖倭乱”的发生，是明朝“海禁”政策导致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需求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1567年，嘉靖皇帝痴逝，随后隆庆皇帝即位。隆庆皇帝宣布在津州月港开海，允许津泉两府商人出海贸易，“准贩东、西二洋”，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有人测算，晚明从月港流入中国的白银，16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伴随着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东南亚各港口。与此同时，明末的海外市场需求也直接刺激了江、新、阔、亭、数等地区的丝织业、棉织业、染织业、制壳业、铁器业、制糖业等行业的发展。

——摘编自陈高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二 1898年，清廷下话：“欧洲通例，凡通商口岸，各国均不侵占。现当海禁润开，强邻环何，欲图商务流通，隐杜视舰，惟有广开口岸之一法。”经过新政期间的努力，截至辛寒，中国自开商峰（意即中国主动开放的通商口岸，它与条约口岸的实质区别在于是中国政府还是西方列强控制了口岸的政治决策权及行政管理权）的数量已由成成时期的3个增加至19个，如果加上同时期东北开放的16个，其数量已多达35个。

——摘编自杨天宏《近代中国自开商峰研究述论》

材料三 自2013年设立上海自贸区至令今，我国已设立四批自贸区，再加上刚刚宣布的海南自贸区（港），我国的自贸区数量将达到12个，正是这些自贸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门户。除了海南的跨“级”连跳，直接批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自由贸易港外，其他已经获批设立的10个自由贸易区最有机会实现升级“自贸港”。

——整理自侯名芬《我国创办经济特区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价值新论》等

4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禁令：“仍禁濒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禁止民间用外国香料外国货物，禁令称：“沿海之人往往私下前往诸番国，贸易香料货物，引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今后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将置之重法。”明成祖朱棣刚刚登上皇位，就对派往日本、东南亚、印度的使节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材料二16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中国贸易”造成的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的晚明，美洲生产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约为7000吨到10000吨。

——摘编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初年推行的经济体制及其实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贸易”的后果及其原因。

材料一：1686年，清政府设立广州十三行。从官府的角度来说，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说，十三行又是清政府的代表。行商是得到官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从行外买进的商品，如果不通过行商此无法外销。因此，“通过行商采购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然后以行商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在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税收成为皇家的重要财源。康燕六十年（1721年），进入粤海关的船舶附加税为3%，雍正六年（1728年）增加到10%.“咸丰六年（1856年），亚罗船期事起，英军再攻广州，居民愤慨外人频年横暴，不问黑白，烧夷馆，洋行被殃及”，十三行的命运遂告终结。摘编自王询等《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材料二：1602年，荷兰议会颁布了荷兰东印度会司的“公司成立特许章程”。根据特许章程，东印度公司被授予从荷兰到好望角以东以及经由麦哲伦海峡的贸易垄断权。章程明确规定了工作分配，如造船、装备和这回货物的贬卖等。阿姆斯特丹商部负责一半，泽兰商部负责四分之一。这既是“业务份额”的划分，也是“股份”或权利比例的分配。行使公司管理权力的董事席位也大致按此比例分配。荷兰东印度公司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从事海外贸易，攫取商业利润的时期，其途径是贱买贵卖；二是侵占殖民地实行赋税掠夺的时期，其方法是占据广大的领土，直接的掠夺。荷兰及其东印度公司的权威建立在商业霸权之上，但是以贸易为灵魂、脱离工业生产的荷兰成为工业革命浪潮中的落伍者，最终东印度公司一度拥有的繁华岁月消逝在历史的烟云中。

——据仲继银《荷兰东印度公司》等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