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我国古代不少吏书记载了海事活动。《晋书扶南传》记载，孙权于赤鸟午间派遣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夸柬埔寨、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郝一带）。贾耽《海内华夷图》记述唐代著名航线“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直通波斯湾，全长14000千米，是举世无双的国际航线。扬州、明州、采州、广州等对外贸易大港亦应运而生。当时，广州港可以停泊上千艘大小海船，“番坊”聚集12万外国商人、水手和家属，于是在此设置市舶使专门管理，按规征收关税，接待保护外国商人等。一直到元朝为止，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大都持着开放和鼓励的态度。

——摘编自刘兴诗《中国古代海事活动与海权意识＞

材料二：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部分大臣认识到“今我国通商各口无论长江内河、苏杭二州，皆任洋商轮船往来，是船业之利几尽为彼族所夺矣”。1873年1月，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挽回江海已失航利。”鉴于轮招招商局的发展势头，为收回更多的航海权益，清政府解除了航运业的禁令，由此又带动了一批民营轮船商行的兴起。中法战争后，光绪帝发布上谕：“上年法人寻衅，叠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由以大治水师为主。”1885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街九，统一海军指挥权。1889年，海军衙门要求沿海各省一律创设水师学堂。

——摘编自谢茜《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中国海洋战略的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