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国占据渭水中下游地区，这里土质好，灌溉便利，商鞅主持变法，主张治国“能事本而禁末者，富”，秦统一前夕，秦相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齐国多濒海之盐碱地，于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管仲改革期间，设工商之乡六，将士、农、工、商并列为国之四民。战国时期，齐国没有实行郡县制，地方行政偏向于分权，商业政策得以延续。
——摘编自周振鹤《假如齐国统一了中国》
材料二 元朝政府曾四次“禁商泛海”，但加起来不过十年时间，元朝大体奉行鼓励、支持海外贸易的方针。明朝建立后，朱元障“禁海外互市”，郑和下西洋停止后，朝贡贸易走向没落，私人海外走私贸易成为主要形式。1567年，明朝开放海禁，但对船只数目、贸易地点仍有严格规定，并严禁与日本贸易。清朝初年，为消灭郑成功势力，清廷实行禁止沿海人民出海贸易的政策，随着台湾被纳入清廷统治，海禁开放，同时进行又先后颁布了各种管理条例，对船的长宽、载量和可载人数等予以限制。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经济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国和齐国商业政策的不同，并概括导致两者差异的因素。
(2)有观点认为，元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请表明你对此观点的态度，并结合材料二和元明清相关史实作简要说明。
材料一 明朝前期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百姓私自下海，只允许官方控制的朝贡贸易。从国外看，海外各国普遍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沿海闽粤地区，人多地少，百姓以海为生，为了生计和谋求财富，便走上了下海走私的道路。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隆庆元年（1567年），"福建巡抚都御史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在此之前，明朝政府已允许外国商人以私人身份到广东贸易。但明朝的开海贸易仅限于漳州月港，真正适于开展对外贸易的地区并未开放。
——摘编自孙玉琴《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材料二 自明中叶以后迄清康雍乾之际，历时200余年的禁海与开海之争，从本质上讲是以闽广两省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主体部分经济结构差异所致，反映到政治上，则是闽广江浙地区的经济利益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左右着中央关于海禁的决策。明中叶以来，在禁海问题上中央欲禁而不能，足以证明闽广江浙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绝不容许漠然置之。而立足于全国而制定的包括对外贸易政策在内的中央政策，为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所制约，自然难于兼容东南沿海地方特殊的经济利益，不管出于何种理由，禁海一而再、再而三地定为国策，实在也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据。
——摘编自郭成康《康乾之际禁南洋案探析——兼论地方利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中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开海与禁海之争持续多年的原因。
材料一 ㊣1793年，英国使臣马夏尔尼离开北京前起草了一份信件，将英国政府及东印度公司委托他向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转达给乾隆皇帝。要求（摘录）如下：请…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洋行，买卖货物。
请…划一未经设防之小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船到彼即行收歇，存放切货物，且可居住商人。
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加禁止。凡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请特别优待，赐予免税。此外，还提出允许英国在华自由传教的要求。
——马戛尔尼著《乾隆英使觐见记》
材料二 乾隆皇帝收到马戛尔尼的信件后，随即颁发敕谕，答复（摘录）如下：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京城为万方拱寂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洋行之事，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夷商贸易往来纳税，皆有定则。西洋各国均属相同…惟应照例公平抽收，与别国体办理。天朝自开辟以来，圣帝明王垂教创法，四方亿兆，率由有素，不敢惑于异说…华夷之辨甚严，今尔国使臣之意欲任听夷人传教，尤属不可若尔国王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属遵功令…定当立即驱逐出洋。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江编（军机处）上谕档》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马戛尔尼提出的要求”和“乾隆皇帝的敕谕答复”分别作出合理解释。
材料一 宋代商业性农业、民营手工业经济在整个经济结构中比例增大，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城市商业特别是集镇商业繁荣昌盛，国内外市场尤其是区域市场之间联系增强，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商品经济获得较快的发展。商业经营主体除了以经商为主业的职业商人外，已扩展至农民、城镇市民、个体手工业者、官吏、皇室、士绅、僧道以及浮游流亡诸阶层。
——摘编自张熙惟《宋代：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
材料二 朱元璋认为只有“重农”才能“富民”，而要“重农”必须“抑商”，让主要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一般农民不能脱离本身的户籍去经商，而商人也只能在本地经营，想去外地，手续十分繁杂。朝廷还强化了专卖制度，规定对盐、茶由国家垄断经营，盐商、茶商必须取得“盐引”“茶引”等专卖许可证才能经营，否则构成私盐罪、私茶罪，处罚手段极为严厉。明朝不仅对生活必需品专卖，对金、银、铜、锡、硝、硫磺等重要物资也全部实行专卖。明朝还实行“海禁”，商人和百姓不得从事对外贸易。这项政策被朱元璋的继任者多次加以强调，成为明中期以前最重要的政策之一。
——摘编自陈忠海《明初经济政策为何走“回头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宋代相比，明朝经济呈现出的不同特征，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1685年，清廷始开海禁。次年，仿明末“牙行”（向政府申请外贸特许经营权的贸易组织），开设“洋货行”，与洋商进行贸易。此后洋货行数目不断变化，但在广州俗称“十三行”。十三行的行商须为洋商提供住所，交易完成后，洋商限期离境。1757年，清廷将广州定为唯一的外贸商埠。“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当地特产）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材料二 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洋商到广州后，应在指定寓所居住，由行商管束稽查。“凡非开洋行之家，概不许寓歇。其买卖货物，必令行商经手方许交易。”清廷还规定，外国商船到广州后，“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逐渐衰落。
阅读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十三行的兴衰。
材料一 欧洲的朗姆酒、布匹、枪炮及其他金属品被运到非洲，非洲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美洲的蔗糖、烟草和金银被运到欧洲。……16、17和18世纪，亚洲仍然对欧洲商品不感兴趣，而欧洲则勉强地用金银去支付他所需要的亚洲产品（丝绸、茶叶、香料等）。
——斯塔夫里阿诺斯《世界通史》
材料二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替乾隆祝寿为名，向清政府提出派使臣常驻北京，开放宁波、舟山群岛、天津为贸易口岸，遭到拒绝……并带来了大批科学仪器作为礼物，希望以此引起清朝的重视。但清政府却将这些先进的科技成就一概视为“奇技淫巧”，并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和英国》
材料三 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商品输出猛烈增加。中国进口的货物，第一是鸦片，第二是纺织品。1885年以后，棉纱和棉布的进口值超过鸦片进口值。中国出口商品仍然以传统的丝、茶为大宗。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贸易逐渐由顺差向逆差转变。
——赵德攀《中国近现代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欧洲对外贸易状况。
（2）结合英国的国情分析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背景。马戛尔尼的遭遇映射了当时中国怎样的社会现状？
（3）与材料一、二相比，材料三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状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请从文明史观的角度分析上述现象反映的本质问题。
材料一 有清一代，贸易受到政治的影响。官僚政府和外国商人以官商为媒介进行贸易，它既满足了商人的经济发展要求，也保障了官僚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该贸易制度下，官府不再直接经营或主持外贸，所有贸易经营都由十三行商人负责。中央政府通过让渡对外贸易权力，换取官商的责任：贸易税收，商船进出口的管理与服务，参与管理外贸，管束外商与外国船员，贯彻政府的有关政策法令，办理中外交涉。伴随贸易规模不断增大，英商试图摆脱清政府“以官治商，以商治夷”的贸易困境，但清政府决定广州一口通商，乾隆新设立公行，专门负责与西洋诸国的对外贸易。广东十三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摘编自隋福民《清代‘广州十三行’贸易制度演化》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买办负责外商或外国商行内部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事务，而且是由中国官方指定，受广州行商管束。鸦片战争后，由于广州行商制度被废除，外商可以自由地选择代理人，买办的性质也随之发生根本变化，变成了由外商或洋行控制的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效劳的附庸。这些买办起初都是临时雇佣的，后来由于外国洋行增设、交易增多并且存在业务关系，逐渐形成固定代理人。洋行借助买办的势力，使中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与在中国的洋行的贸易……买办还有另外一重身份，一些买办脱离洋行独立经营，使买办资本成为民族资本。他们身上这一特点给中国发展带来些许希望。
——摘编自廖良辉《晚清对外贸易研究》
（1）据材料一，概括广东“十三行”的主要职能。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贸易制度所体现的时代特征。
（2）根据材料二，指出近代中国“买办”社会属性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买办”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