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隔离制度。政府规定，“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而散。”市内除了唐人外，还有许多高鼻深目的波斯人，大食人，以及日本人，高丽人，还有黑人。回鹘衣装、胡旋舞、高丽乐等深受唐人喜爱，广为流行。

——《唐前期长安城的商业》

材料二   “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关扑：赌博游戏四鼓：古代一更一鼓，四鼓是四更后半夜两点左右）

——（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梦里曾作南柯守，少时元是东陵侯。今朝半醉归草市，指点青帘上酒楼。”

——（宋）陆游《杂赋》

材料三   清初，清政府采取闭关政策，限制海外贸易。康熙在位时，曾一度开放漳州、澳门、宁波等少数港口，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又趋繁盛。到乾隆、嘉庆年间，面对美国等国殖民者在沿海的非法活动，对外通商只限定在广州一处，清政府又一次将海外贸易封闭起来。

——摘编自李世龙《试论中国古代的海外贸易》

材料一   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   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完成下列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