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据记载，南宋初年，名将韩世忠在黄天荡以水军将金军统帅围困达四十八天，岳飞在洞庭湖一带收编了超过一千条战船和数千名官兵……这些水军都有一定程度的私兵色彩。南宋朝廷设置了沿海制置使司，专门负责海防。该机构统率的水军有一万名以上的官兵和数百艘战船的规模。到南宋后期，水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例如理宗在位时（1224～1264年）设置的殿前司浙江水军，驻于临安，有兵两千八百人，到度宗在位时（1264～1274年）增加到一万人。
——摘编自任野《宋朝水军的发展》
材料二 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颁布。该章程基本上是参照英国海军拟定的，是中国当时最西方化的军队制度模板。海军制度分为军官和士兵两个系列。军官分为战官和艺官：战官是军事指挥员，分为管带、大副、二副、三副；艺官是指军舰上的技术军官，保留原来的军官职衔（如提督、总兵、副将等）。该章程特别规定，海军军官一律由海军学校毕业生担任，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有学历要求的军队制度章程。章程还规定士兵分三等并依次递升。虽然北洋海军制度看似非常完备，但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海军将领也逐渐沾染上了旧军队的陋习，有章不遵，有令不行，军队的训练也日益流于形式。
——摘编自张鸣《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
(1)根据材料一，指出南宋时期水军建设存在的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末北洋海军制度建设的特点并简评其影响。
材料一 下面是两位北洋海军士兵关于月饷发放的记忆。
陈学海(1877—1962年)口述：“我刚当练勇(1893年)，是三等练勇，一月拿四两半银。那时猪肉才一百二十钱一斤(按：每斤合市称一斤二两)。……（甲午战争）一打起来，我就补了二等水手，每月拿八两银子了。”
苗秀山(1873—1962年)口述：“我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的船。……我在西局子练勇营住了四天就上船实习，总共干了七个多月，头个月拿四两银子，第二个月拿四两半银子……第七个月升二等水手，就拿八两银子了。”
——龙心刚、梁东兴《北洋海军俸饷制度述评》
材料二 人民海军的后勤事业在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心指导下，伴随着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同步建设、发展和壮大。海军初创时期，后勤供给分别由海军和沿海各军区共同负责。1952年8月，为减少供应管理层次，经毛主席批准，海军后勤系统建立了垂直管理体系，结束了海军后勤保障多头领导、分级管理的局面。改革开放以后，在落实全军大联勤改革试点的同时，积极推进饮食保障、商业服务、医疗保障、营房保障、公务用车保障、物资采购等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初步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环境。21世纪以来，积极适应世界新军事改革，推出了一系列应对信息化战争要求的新举措。同时，士兵退役安置保障制度也在不断得到完善。
——摘编自寇进忠、白文杰《海军后勤改革30年基本经验及思考》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洋海军实行厚饷制度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海军后勤制度建设的特点。
材料一 在明朝，金银矿业实被皇室垄断，直接服务于皇室财政。明政府对金银矿业采取了高度统制的政策，官府垄断经营，厉禁民间私采。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一些具体的政策又不尽相同，政府对金银矿业的政策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基本上处于时开时闭的摇摆不定的状态之中。
——摘编自刘利平《略论明代的金银矿业政策》等
材料二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清政府中一些富于变革精神的官员改变“夷夏之防”的观念，以“自强”相号召，提出“师夷”的主张，以最刺痛国人神经的军事工业为切入点，开始了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努力——洋务运动。作为工业化过程中最基本的物质材料，钢铁资源开发逐渐受到社会有识之士的关注。李鸿章是19世纪70年代倡议钢铁工业建设最为积极的政府官员。关于开矿炼铁的经济价值，他认为：“此等日用必须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吉利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甚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具有钢铁冶炼能力的近代钢铁企业。
——摘编自李海涛《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研究（1840—1927）》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金银矿业政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洋务运动时期近代钢铁工业起步的原因。
材料一 自晚唐起，尤其在宋代，多层次、网络状的地方市场日益发展，形成由北方市场、东南市场、蜀川诸路区域性市场和西北市场构成的宋代区域市场。其中东南市场一方面有长江作为贯通全区的东西大动脉，另一方面又有汴水和江南运河与北方市场相联。这个市场又同南海诸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摘编自廖伊婕《宋代近海市场研究》
材料二 明清时期全国与苏南地区重要的商路示意图：
——摘编自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中国全国市场：规模与空间结构》
材料三 19世纪60年代至清末，上海与全国各主要口岸间已形成比较固定的外贸转运网络。……这些主要口岸每年平均占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的95%以上。九江的绿茶，汉口的茶叶、牛皮、猪鬃、芝麻，宁波的湖丝、茶叶、棉麻，芜湖的蚕丝等大宗土货都运往上海出口。对上海来说，有些口岸只是其外贸转运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这些口岸来说，依赖上海外贸转运的程度非常高。
——摘编自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影响力（1864-1904）》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从宋至明清贸易格局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上海贸易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