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集中于上海、南京和汉阳，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增加。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和1904年颁布“公司法”，各省商绅反帝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这些企业均有官方资助和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由盛宣怀管理，并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支持。即使象张謇的大生纱厂（1899年）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等商办企业，也要归功于官方的关系，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材料二 晚清时期，工业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银行制度并不存在，政府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和外国人已索取的特权，华资企业无法与进口货和外资企业竞争。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农业技术发展潜力消耗殆尽。但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的特征，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中国早期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并简要指出其起步背景。
（2）依据材料二并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制造业发展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
材料一 9.17世纪，英国失地农民的数量还比较有限。1536年法令规定：所有健康的人，一旦被发现乞食，要被剥光衣服，绑在马车后游街示众，同时鞭打至流血，然后遣返原籍。随着圈地规模的扩大，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农民进城流浪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带来的。1572年法令规定：对贫民要进行救济，要求治安法官给每个教区的贫民登记造册，将他们遣返回乡，由当地安置。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失业问题成为比流民更为严重的问题。1629年诰令明确指出：要尽一切可能“为贫民提供资金和原材料，安排他们就业”。随着工业革命的逐步开展，工业化地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1834年《新济贫法》规定：贫困者必须进入济贫院，参加劳动。其目的是培养受救济者的劳动习惯，使他们能靠劳动谋生。
——摘编自刘书增《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
材料二 尽管苏南地区近代工商业有长足的发展，而且也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其本身发展并不充分，容量也有限。据1933年的调查，苏南地区工厂工人为337222人，这其中苏南籍的农民工人约占60%，总数仅在20万人左右。伴随近代化的步伐，一些近代城市相继兴盛起来，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刺激了对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因而，在这些城市近郊逐渐兴起了一批以种植蔬菜、花卉和水果以及养殖奶牛、蜜蜂为业的农户或畜牧树艺等新式农场。农业内部产业结构的调整成了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植棉业、蚕桑业、园艺和畜牧业的迅速发展，使农业内部吸纳的农村劳动力达70%。
——摘编自周中建《近代苏南农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政策的变化，并说明其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近代我国苏南地区和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苏南地区出现这些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明朝嘉靖癸卯进士阎绳芳《镇河楼记》中记载：山西祁县东南诸山，明正德(1506-1521)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山之诸泉，汇而盘沱水……虽六七月大雨时行，为木石户斤蕴，放流故道。……成浚支渠，溉田数千顷。祁以此丰富。嘉靖(1522-1566)初元，民风渐侈，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而土人且利，山之濯濯，垦以为田”，以致“天若暴雨，水为所碍，朝落于南山，而夕即达于平壤，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屡徙于贾令(镇)南北，坏民田者不知其几千顷，淹庐舍者不知其几百区。沿河诸乡甚苦之。是以有秋者常少，而祁人之丰富减于前之什七矣”。
材料二 “雾都”“阴霾”等词，在19世纪的英国名著中常常出现。大文豪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的开篇， “那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1954年，伦敦市出台《伦敦城法案》，控制烟雾排放；1968年修正《清洁空气法》；1974年出台《空气污染控制法》，规定了工业燃料里的含硫上限。……另外，伦敦市中心还设立了污染检测点，警察有权对未通过测试的车主实施罚款。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推出举措清洁泰晤士河，慢慢地，困扰伦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污染恶名得以解除。
——以上材料摘编自《伦敦治理“雾都”的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嘉靖前后祁县地区自然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英国雾霾的主要原因，并概括英国治理雾霾的主要手段。
材料一 民国时期的外交官员，几乎都被愤怒的青年学生殴打过。1919年，外交总长曹汝霖家被烧，驻日公使章宗祥被打；1921年总长郭泰祺处理中日纠纷，被北京学生殴打；1928年外交部长王正廷处理济南惨案，家被毁，1931年处理“九一八”事件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随同人员蔡元培、顾维钧一起被殴。
材料二 “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青年进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我们应该看现代兴国史，现代的新国的历史。”
——鲁迅《“日本研究”之外》
材料三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的，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在外交上也不可能指望百分百的成功，如果你要达到百分百的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自五四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外交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顾维钧回忆录》
请回答
（1）结合当时历史分析材料一中外交官员普遍被打的原因。
（2）概括材料二中鲁迅的观点。
（3）评价材料三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