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印度公司)是一个具有法人和政治地位的团体，在任何时候都是以伦敦公司和印度总督的名义在印度群岛进行贸易。他们及其后继者在法律上都有权拥有、购买、接收和保留土地、租金、特权、自由、管辖权、特特许经营权以及任何种类的财产继承权。东印度公司及其后继者有权在15年的任期内，享有完全独占东印度贸易的自由和特权，可以自由在东印度的所有岛屿、港口、城市、城镇进行贸易。

——摘译自 《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1600年12月31日)

材料二   19世纪末期， 清廷终于认识到“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盛宣怀一再向清廷上书:“要振兴实业， 非改革那些资本小、范围狭的金融机构、钱庄、票号、银号不可。”1897年5月27日， 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在创办章程中规定“招商集股，合力兴办”。以资本金为例，它规定额定资本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中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盛宣怀、李鸿章等大官僚投资近80万两，属于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户部拨存通商银行200万两，先领100万两，作为生息公款，5年内分期归还。

——摘编自丁吉林 《盛宣怀:挽狂澜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

材料一   至两宋时，国家建立了渐趋完善的商税制度，从而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民营商业的存在及其合法性，而商税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了国家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正常运行和两宋王朝赡军养兵的巨额费用。“以朝廷雄富，犹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军须”。“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云：苏常熟，天下足。”同时商业镇市的崛起和繁荣所带来的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宋代设镇的标准是“民聚不成县而有税课者，则为镇”，官府积极促进镇市的设置。“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

——摘编自冯芸、吴臣辉《宋代商税制度的确立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新的商业经营形式被引入中国。1864年，英国在香港开办汇丰银行，186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又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分支行。19世纪70年代，随着官督商办与官商合办的民用股份制企业出现，股票也开始走向市场，其中较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为了适应股票交易的需要，上海出现了最早专营股票的证券机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洋行总买办徐润于1875年仿照外国保险公司的做法，开办了中国自己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仁和水险公司，集股50万两。1897年，盛宣怀奉旨在上海创办的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先后在北京、天津、重庆等地设立分行。1900年，香港成立了第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之后在广州、上海等地也出现了大型百货公司。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近代中国通史》

材料一   清末中国人办的制造业和采矿业，集中于上海、南京和汉阳，多是官方和半官方的采矿、冶炼和纺织企业。1895年起，华资制造业数量有了增加。政府在1903年成立商部和1904年颁布“公司法”，各省商绅反帝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一个原因。这些企业均有官方资助和支持（如采取部分免税或垄断某些市场等形式）。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冶萍公司就作为官督商办企业由盛宣怀管理，并依靠李鸿章和张之洞支持。即使象张謇的大生纱厂（1899年）和周学熙的启新洋灰公司（1907年）等商办企业，也要归功于官方的关系，大生得到张之洞和刘坤一的支持，启新得到袁世凯的支持。

材料二   晚清时期，工业各种组织特别是近代银行制度并不存在，政府不能建立和保证一个有法律、商业和教育等制度的体制。由于没有关税自主权和外国人已索取的特权，华资企业无法与进口货和外资企业竞争。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经济是贫困的：农村人口在人地比例日趋不利的情况下生活，农业技术发展潜力消耗殆尽。但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经济成就和政治权力的结合是当初公行等垄断事业的特征，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时期，这种结合也没有分裂过。

——摘编自《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美）费正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材料一   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会有变动。

——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一闻有人招雇女工，遂勃然以兴，全家相庆，举国若狂，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无论小家碧玉，半老徐娘，均各有鼓舞踊跃之心，说项钻求，唯恐不能入选。

——《申报》1888年4月

材料三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即使在据说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之害最深的纺织工业方面，61%的国产棉布仍是手工织成的。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7 . 民法是规定公民和法人的财产关系以及跟它相联系的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各种法律。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摘编自《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1）依据材料，概括《大清民律草案》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的国内背景，并指出民法典“未及正式施行”的直接原因。

材料二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2）依据材料二，概括两次民法典起草工作中断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

材料三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3）依据材料三，归纳改革开放以来编纂民法典的基本历程。这一历程反映了怎样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国推动形成统一民法典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1849年，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提出要举办万国博览会（首届世界博览会），以向世人展现时代的荣耀。博览会要展示每个国家的产品，应有尽有。等到一切打算都有了头绪，他召集了一个委员会，公布其计划大纲，得到委员们的赞成。大厂家热烈拥护，殖民地和东印度公司表示赞同，各大国踊跃送来展品。议会经过讨论后，通过了将博览会设在伦敦海德公园的议案。1851年5月，在灿烂夺目的场景与欢欣鼓舞的气氛中，万国博览会由女王主持了开幕典礼。

——摘编自（英）里敦·斯特莱切《维多利亚女王传》

材料二   1906年，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决定在中国举办博览会。自1908年春起，他几乎一直把筹备南洋劝业会作为其工作重点，任命江苏绅商张謇为南洋劝业会“总理”，具体负责筹备事宜。端方要求所属各部门认真落实，又直接给上海、苏州等地商会去函，请求认购商股，共襄盛举。随后他又电函张之洞、袁世凯，希望他们在北京斡旋以使之成。1909年7月，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后仍在为南洋劝业会操心费力。1910年6月，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商品博览会如期在南京隆重开幕。南洋劝业会的展览持续了6个月。当年获奖的一些产品后来大都成了饮誉海内外的名优特产。南洋劝业会吸引了中外客商十万多人与会，周边地区前来参观游玩的市民更是不计其数。

——摘编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