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英国政府在多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循序渐进地颁布了一系列工厂法，对于女工、童工以及青工的工作时间做出了具体的规定。19世纪后半叶，政府将纺织行业实行的工厂法推广到其他所有行业。这一时期工厂的工作环境尤其是卫生安全防护等问题，逐步成为工厂法关注的新目标。1867年出台的法案，将监管作坊的权利赋予地方政府任命的卫生官；同时还明确规定，童工每周必须上学，并接受10小时教育。从1871年起，作坊监管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手中，同时，工厂视察员也肩负起监管作坊的职责。到19世纪末，无论在覆盖范围上还是在法案内容上，英国工厂立法，在推广中走向完善，这为以后新的工厂立法出台以及福利国家兴起提供了前提。

——摘编自刘金源《19世纪后半叶英国工厂立法的演进》

材料二  近代中国工厂主疏于管理制度的建设,相当程度上沿袭了封建把头式的管理,视工人如草芥，工资低、工时长、教育缺乏、卫生条件差、抚恤津贴少是中国近代工人的生存常态……1925—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二、三、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连续召开，先后通过多个决议案，在经济斗争、职工运动、罢工战术、失业问题、劳工教育等方面达成一致。中华全国总工会于1925年成立，会员人数迅速提升。1928年,国际劳工局局长多玛氏来华视察劳工情形,提出我国制定劳工法应该注意的事项。劳工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等亦以研究劳工问题闻名。社会团体和知名人士也发出了呼吁。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南京国民政府在1929年颁布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工厂法》。

——摘编自饶水利《南京国民政府<工厂法>研究：1927-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