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京市从和平解放之日起就开始着手农业生产的恢复工作，建立了生产救灾办公室。1950年11月，北京市委提出畜力、农具互助合作之外，应“试办土地入股合作社”的设想，年底发动爱国增产运动。1952年，北京市召开第一届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在推广农业信贷措施的同时，北京市还结合农贷大力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率先确定了先普遍推行牲口保险，重点试办棉花保险的方针。

——摘编自范明《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农业政策述评》

材料二

----据王宏广等《中国粮食安全：战略与对策》

材料一   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地探索中国自 己的社 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始阶段。八大前夕，鉴于苏共二十大暴露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 中的问题，中共中央即已明确提出“以苏为鉴”，走中国自 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随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总结我国“一五”计划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作《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阐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十个方面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些矛盾以调动各方 面积极性的基本原则。这个报告不仅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 作，而且为八大提供了理论指南。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第二版)          

材料二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提出 的。1979 年 3 月 21   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 工业、农业、国防、科学 技术) 的概念。   同年 12 月，邓小平阐明：“我们要实现的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小康之 家’”。1984 年 3 月，他进一步指出“小康之家”就是“翻两番，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 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1987 年，邓小平又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蓝图更加清晰完善，有迹可循。邓小平“中 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在回答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提出了一 系列新的概念和新的观点。这一思想，来源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满足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我们在 新时期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武器。

—摘编自姜婷《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研究》

材料   表1   1953—1957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主要行业占比情况

表2   1953—1957年我国工业建设重大项目分布情况

——据李天健《“一五”时期工业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及其对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启示》

材料一   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生产技术水平迅速提升，但人才缺乏。1935年，斯大林在一次讲话中强调：有了掌握技术的人才，技术就能够而且一定会创造出奇迹来。青年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斯大林的号召，认真钻研新技术，在个小时内采掘102吨煤，超过定额的13倍，创造了新纪录。在斯达汉诺夫的带动下全国各行各业都展开了赶超斯达汉诺夫的群众性生产劳动竞赛活动，涌现出众多模范人物。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更加广泛地开展这一运动，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大量物资战后初期，斯达汉诺夫运动更是推动苏联在废墟中迅速重建。

——摘编自姜天明《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及其经验与教训》

材料二   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标志着斯达汉诺夫运动在中国的落地。新中国成立后，“劳动光荣”“人人平等”的新观念，使劳动人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尊重和尊严。1950年9月，“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464位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是革命功臣、护厂英雄、生能手，很多人在根据地时期就是先进典型，如吴运铎、李顺达、马六孩等，他们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1956年4月，新中国第二届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4703位先进个人获奖。此次褒奖的对象是国民经济恢复和过渡时期的先进典型，有来自企业产一线的优秀工人孟泰、赵梦桃，来自文化教育界的优秀知识分子钱学森、张光等。

——摘编自姚力《从劳模表彰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

材料一   1949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1950年仍占41.1%。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国家的管理机构相应增加，行政人员也随之增加。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人民政府对于一切不愿抵抗的旧军队与旧人员采取一律包下来的政策，因而增加了大量的脱产人员。到1950年3月，连同老解放区在内，全国脱产的军政公教人员有近900万人，他们的生活需要政府给以保障，这在财政上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此外，需要拨出大批粮食、物资救济灾民和失业工人、知识分子，争取不使一个人饿死，以安定民心。还需要拨出一定的经费进行必要的经济恢复工作，如抢修铁路、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等。1949年全年支出军政费用、救灾费用及抢修铁路等经费，共达567亿斤小米，比当年财政收入303亿斤小米高出将近1倍。

材料二   1949年4月、6月、8 月，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分别颁布金银和外币管理办法，宣布禁止金、银、外币自由流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收兑。同时，在各地发动群众开展反对用银元、黄金和外币进行黑市投机活动的斗争。此外，各地还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取缔非法信用机构，将私营行庄业务置于国家银行控制之下。1949年7月，决定成立全国统一的内外贸专业公司，以统一集中掌握与调运物资，加强在市场斗争中的力量。1949年10月间出现的第三次物价大波动势头最猛，投机资本极为猖獗。对此，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由陈云主持，组织金融、贸易、财政各部门的力量，精心安排，展开了有力反击。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条中“建立国家预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的规定，着手编制1950年全国的财政收支概算。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的决定》，规定这项公债在1950年内发行两期，每期发行1亿分，以实物计算，年息5厘，分五年还清。从1950年6月开始，统筹兼顾，五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项怀诚主编：《中国财政通史》当代卷

材料一   煤炭亦称“石炭”。早在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就开始利用煤精刻制装饰品。战国时期，煤炭已作为燃料使用。研究表明，同体积的煤炭与薪炭的理论热值比为1：1.66。宋元期间，煤炭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能源。北宋在各地矿山广设煤炭税收机关石炭务及专门“受纳出卖”煤炭的石炭场。“石炭自……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燃）薪者”。近年来，还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四川等地先后发掘出一批用煤作燃料的宋元瓷窑遗址。但薪煤兼用仍是东京燃料的基本构成。熙宗七年（1074年），“勘会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仍与石炭兼用。”

——摘编自柴国生《宋代能源结构变迁原因探析》等

材料二   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沈葆桢利用筹议海防的机会，向清政府提出“开采煤铁，以济军需”，获得清廷允许。截止1894年，全国产生了16个近代煤矿，但只有直隶开平、北京西山两处经营较好。尤其开平煤矿出煤后，由于运费低廉，很快压倒日本煤，迅速占领了天津市场，并且通过天津转运往长江沿岸众多城市。甲午战后至清末，全国共新建煤矿43座，其中华北有19座。在山东淄川、博山还建立了中德合资的煤矿，英国也在河南焦作建立了福公司。至30年代初，华北四省煤炭工人达到，10余万人，超过全国一半以上。1914年，福公司五千余名煤矿工人，参与反对福公司随意侵占矿区的斗争，使“焦作市面颇为惶恐”。

——摘编自刘龙雨《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北煤炭开发》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最初接管的200多处小型煤矿为基础发展煤炭工业，总产量仅有3243万吨平均单产仅为15万吨左右。从1950年到1957年，新中国重点推进了，15个老矿区和10个新矿区的建设，逐步组建了地质勘探、煤矿设计、建井施工等专业化队伍和领导机构，为后来的煤矿机械化开采奠定了基础。到1957年末，煤炭工业共完成基建投资，35亿元，产能达到1亿吨。

——摘编自人民网《新中国70年煤炭工业铸就十大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