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将“工业自己，农业中国”作为对华基本经济政策，迫使中国成为它们的原料产地，中国农产品及农产制品大量销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粮食大量出超和农村劳动力流失，饥荒问题屡屡发生。因此在进行农业雇佣经营、农业公司化、集团化经营之外，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改良”尤为关键。19世纪80年代，郑观应主张农事发展“必先通格致，精织造”“与洋人分利”；梁启超在《农学报》中强调“近师日本，以考其通变之所由”；袁世凯也呼吁农事应“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之”。1906年，清政府将商部改组为农工商部，并对农事事务实行分科办事、垂直管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分别组织了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和耕种合作社，对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任耀飞《中国传统农业的近代转型研究》

材料二1949～1957年，中国农业产业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颁布，推动了全国土地改革。1953年，国家开始实行农产品“统销统购”政策，以确保有限发展重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和资源。1958～1977年，农业发展中存在“左”倾思想，存在着严重的浮夸风，经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和种植技术的创新，到1978年粮食产量有了较大的增长。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农业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广，逐步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较大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提出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并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把农产品推向市场，向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健全农业安全体系、加快农业科研等方面不断努力。

——摘编自陈红英戴孝悌《新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演变进程分析》

材料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仅为4.5亿亩，2017年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位列世界首位，为我国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保证。与此同时，我国集成推广了一批粮食绿色高产高效模式，杂交水稻、耐密型玉米等品种大面积推广，小麦精量半精量播种、一喷三防等实用技术广泛应用，为粮食现代化生产起到了良好的带动引领作用。从1978年开始，粮食市场化改革就在探索中前行，从初期以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全面放开粮食市场，我国粮食市场由分割逐步走向一体化，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奠定了基础。现在，我国粮食能从吃不饱转变到吃好状态，这也是与政府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制定粮食安全政策密切相关的。

——摘编自王济民《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粮食安全：成就、问题及建议》

材料二   据统计，2010—2019年的10年间，我国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2%，粮食消费年增长率2.7%，粮食消费年均增长率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率0.7个百分点。同时，我国每年新增人口大约600多万人，新增的城镇化人口大约2000万人，每年因为人口增长和需求增加需要粮食消费新增100多亿斤，但我国户均耕地7亩左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发达国家的1/40，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制约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缺口需要通过粮食储备和适量进口加以调剂解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不具备支持我国粮食安全的能力。我国年消费的粮食数量到2021年将达到14000亿斤左右，而世界粮食市场的可贸易量只有6800亿斤。

——摘编自尹成杰《后疫情时代粮食发展与粮食安全》

材料一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于1931年，它位于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山地和丘陵占地面积大，水系发达，水灾易发。粮食短缺一直是根据地长期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1931年5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出《关于举行粮食运动周的事》的通告：1934年4月，发出《鄂豫皖省委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关于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的布置》等一系列文件，并多次组织进行春耕、秋耕、秋收运动，促进粮食生产。

——摘编自许庆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粮食政策评述》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停滞的局面，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增长，不仅解决了百姓吃饱饭的问题，而且正从“吃饱”向“吃好”转变。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提高至2013年的6亿吨，人均占有粮食从1977年的297.7公斤上升到2017年的444公斤。

——摘编自《奇迹的创造——中国农业发展经验浅分析》等

材料一   春秋时期，随着私田的大量开垦公田逐渐荒废，井田制遭到破坏并逐渐瓦解。北魏至唐前期，中国一直实行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实行把军队和广大农民安置到了土地上，达到了安定军心和民心的目的。如贞观时，“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贵粮，取给

于道路焉”。由于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刺激了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开垦日益扩大，粮食产量不断提高，致使粮食价格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富裕充足。所以，唐前期百余年间国力强盛，威震中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摘编自王红雷《祈中国古代土地制度之演变》

材料二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1953年开始，中国开始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变土地私有制为公有制。实践证明，它是不利于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否定了农民个人的物质利益，无法有效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50年代后期，土地改革旨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公有化程度，扩大公有化规模，使得生产关系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结果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在积极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土地国有制，改革经营管理方式，实行分户经营，自负盈亏。这一土地制度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摘编自唐丽霞《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材料一   16世纪中期以来，法国因粮食短缺引起的食物骚乱和农民反叛频发。为解决这一问题，19世纪30年代，法国政府设立农业促进会与示范农场总监等，支持农业竞赛，改良农业技术，传播农业知识。到19世纪中期，正常年份可以收获2.25亿公担谷物，比世纪初增长了50%。1861年，拿破仑三世废除浮动关税制，规定：用法国船只运输的进口谷物，关税减到每公担0.5法郎；用外国船只运输的，每公担则为1法郎。这使法国成为世界农业市场的一部分，外国的廉价农产品能快速运到国内需要的地方。当时，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面对国际市场的变化、战争和经济危机，法国粮食生产仍旧摆脱不了在过剩与短缺之间摇摆的命运。

——摘编自周立红《近代法国政府职能转变与谷物自由市场的建构》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初，农业在英国国民净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15.2%。英国的耕地总面积约为1840万英亩，1870年的小麦产量为3070万公担，本国生产的粮食基本能满足79%人口的需要。1895-1904年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仅占6.2%，许多农民离开土地。在英国政府看来，只要能保持其殖民体系，英国农产品供给就不存在问题。到1910年，英国小麦产量为1540万公担，1870年到1910年英国进口小麦增长了近3.5倍，英国进口的小麦占到国内消费量79.7%。到1914年，英国耕地面积变为1430万英亩，本国生产的粮食仅能满足35.6%人口的需要了。

——据《工业化及其启示》等

材料   近代中国农村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一批近代知识分子，力图在已有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下，通过非暴力的社会改良，拯救农村、复兴民族，重新回归社会和谐，实践自己的理想。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理想及其实践诚然可贵，但是收效甚微，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风起云涌的社会环境，激烈的政治革命、武装斗争，并没有给农村改良运动大 多的实践空间和时间∶在时尚革命、推崇暴力的近代中国，以改良为主要手段的，温和的、非暴力的实践，非但很难具备实现的条件，而且对于暴力斗争的双方都难以讨其好。

——摘编自张忠民《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材料二   2006年，中共中央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已经形成了粮食、高牧，搐菜，水（干）果等种养殖业为支柱的若干产业，一些特色经济发展快速，优势突出，农村商贸物流和县域旅游产业有了巨大发展。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多，图书馆、科技推广站等设施逐渐建立和完善；精神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不良社会风气逐渐减少，社会和谐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移动通信信号覆盖率超过90%，家用电器种类和质量不断增多和提高，住房质量大为改善，村庄整体布局逐渐美观。通过村务公开、管理民主、财务透明、民主选举等措施，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途径不断增多，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不断增强。

——摘编自刘利雨《论新农村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