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8年5月底,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校招生。此后几年,尤其是在1900年后,各地纷纷捃起兴办女学的高潮。封疆大吏、各级官员、地方士绅、以及无数走出家门的闰秀共同促成了女学的极大繁荣。由此,女教师和女学生成为社会中不可愻视的新兴群体。她们不仅成为城市中被凝视的风景,有些甚至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同时,她们不可迶免地成为各种媒介再现的对象。可以说,当近代女学初兴时,其公共性甚至大于其教育性。
——摘编自王晓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
材料二
注:《女学传习所开学》，《星期画报》,1906年第2期。图中女学传习所开学时,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为学生演讲。
综合以上材料信息,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在中国社会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由于封建等级制度以及传统礼教的压迫，女性在社会中处于底端。传统社会提倡的“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需要缠足、无受教育权、无参政权、无婚姻自主权，要“足不出户”，要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余瑶《<中国女报>对提升女性地位的呼吁及其社会影响》
材料二 1919年末《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宣称，“我们相信尊重女子的人格和权利，已经是现代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并且希望他们个人自己对于社会责任有彻底的觉悟”。重塑妇女独立人格带来的不仅有空前的心灵觉醒和思想解放，而且直接推动着妇女在实践中反抗封建家庭和礼教的实际斗争，如剪发、争取教育平等、社交公开、赴法勤工俭学等一系列运动，这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妇女的意识觉醒和妇女解放的进程。
——摘编自刘红《新文化运动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1)根据材料一，概括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
(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当时中国妇女解放的出路。
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摘自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未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与国家、民族联系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防疫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卫生观念传播的积极作用。
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变化
| 演变历程 | 女性人物形象简介 |
| 第一步走出家庭 | 23岁的田亚梅留学期间与同学陈先生自由恋爱，但她的父母听从算命先生和宗祠的意见反对二人成婚，田亚梅在说服父母失败后同陈先生私奔。（1919年，胡适《终身大事》） |
| 第二步走进革命 | 梅行素有着美丽的容颜、活泼的性格和强健的精神，当她遇到了有着坚定信仰的革命者梁刚夫后，心中“久蛰的爱恋”被触动了……梅行素放弃出国，最终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找到了事业与爱情的统一。（1929年，茅盾《虹》） |
| 第三步走向社会 | 李双双本是普通的农村妇女，整日忙于操持家务、生儿育女，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勤劳大胆的李双双，响应党的号召，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集体劳动中，成长为一个热爱集体、敢于同旧习惯作斗争的新女性。（1959年，李准《李双双小传》） |
| 第四步走成自己 | 女青年榕榕与丈夫舒榛原本一同在农村插队，后来舒榛考取了大学，便不再珍惜榕榕，面对这样的处境，榕榕没有自暴自弃，她深知“没有平等是不会有爱情的”，遂不辞而别，凭着自己的勤奋考上了大学，还成功翻译出了《青鸟》一书。（1984年，陆星儿《啊，青鸟》） |
——摘编自李婷《“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变化》
以“时代与新女性形象的塑造”为题，撰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成文。）材料一由于中国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经济发展状况，普通民众的衣料基本是和丝绸无缘的，他们大多穿着麻布和皮革。棉花在唐代从印度传入，宋元时期棉花在长江中下游普遍种植。元朝黄道婆借鉴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在松江府乌泥泾镇传授改进后的棉纺织工具和棉纺织技术，之后松江府各地的棉纺织业很快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棉纺织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推广使柔软亲肤保暖的棉布成为广大普通民众的衣服布料，纺织棉布也成为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的主要内容。
——摘编自黄时鉴 《中国历代史话》
材料二辛亥革命后摆脱旧习、剪辫易服、向西方学习，成为当时社会思想的主流，人们争相抢购洋货洋装，西服所用布料羊毛呢绒也成为畅销商品，在这个风潮中，民族工业加大毛纺织业的投入，毛纺织业得到快速发展，毛呢制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庭，但在很多传统节日和场合，丝绸和棉布制作的长袍马褂及传统裙装还是主要服饰，一些赶时髦的青年还穿着最流行的化纤材料服装招摇过市。民国的民众服饰属于古今结合中外并存的状态。
——摘编自勾爱玲《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服饰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民众服饰面料的变化。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中国民众服饰面料变化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西餐是西方国家膳食的统称，中国人初称之为“番菜”，亦称“大菜”。鸦片战争以前，西餐就由外国传教士献艺款客和使节进贡的方式传入中国，像“西洋饼”、“葡萄酒”等西洋名品在宫廷、王府和权贵之家的宴席上可以见到，但对中下层社会来说，这些西方食品只是他们私下聊天的趣闻。鸦片战争以后，西餐开始在一些沿海通商城市流行，清末各大中城市都出现了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番菜馆”、“面包房”和“咖啡店”。不少中国食店也开始增营西餐或“日本料理”。北京在光、宣之际，即有醉琼林、裕珍园、得利面包房等30余家西式食品店，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城也有类似的情况。辛亥之后，在一些大中城市，吃西餐成为一种时见，这种风气由城市而农村、由沿海而内地，以至一些边远县城也开始流行西餐。
——摘编自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
材料二 从“食”的变化中，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改革开放前，食物匮乏单调、票证盛行，人们营养不足，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吃好”，还要吃得健康，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讲究营养均衡，粗细搭配，口味清淡等。食，已经不单单是生活的温饱品，渐渐变成了一门艺术，一门文化。
——摘编自陈光《从衣食住行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等
(1)根据材料一，简述西餐传入中国的概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食”文化的变化。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影响人们生活习俗的因素。
材料一 封建中国的家庭制度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家庭的形态是父系的。“重家”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核心观念。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日渐崩溃，大家庭逐渐涣散，分裂为几个小家庭，父权家长制的经济基础动摇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了“家庭革命”，认为“天赋人权”是家庭革命的核心，主要内容是改革家庭关系。近代中国的读书人看到一种新式家庭生活新式的社会组织，于是以前的“天经地又”就变成陈旧的、过去的了。为了形成现代国民国家，就需要打散传统的束缚，特别是家族的束缚，再凝聚到国家层面。伴随着个人主义的崛起，家庭革命者认为家庭压制个人，要从家族、乡土甚至家庭本身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个人的自由。于是，家庭功能在一天天地由多到少，家庭规模在一天天地由大到小，家庭结构在一天天地由紧到松，家庭观念在一天天地由浓到淡，家庭理论在一天天地由浅到深，由旧变新，月异日新。
——摘编自邓伟志《邓伟志全集·家庭史卷》等
材料二 在中世纪前期，欧洲人的家庭生活集体依然依附于当时的土地耕作制度。份地是当时的赋税征收单位，它包容了数量不同、形式多样的家庭户。份地制度的衰落终于使家庭户成为独立的社会组织。但至少从中世纪中期起至18世纪中叶，欧洲人所说的家庭实际上就是家庭户，同住的非亲族成员也被算成家庭的一员，与户主形成假性的家庭关系。近代初期，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向家庭户的渗透，从前虚拟的家庭关系便转化为雇佣关系，家庭才成为一个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共同生活的亲族集体，现代的家庭概念得以形成。但是，西方的家庭生活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冲击之下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动。例如家庭规模的缩小、工作和家庭的分离以及越来越强调婚姻生活中的情感因素。在欧洲历史上，家庭组织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的家庭观念始终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相联系，它们的演变过程几乎就是一部简约的欧洲史。
——摘编自俞金尧《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家庭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近代中国和欧洲家庭变化的异同。
材料一 现在我们在城里见到的大街小巷的名称，有些在宋代就有了，都是以不同的生产行业为标志而命名的。如在杭州西湖的吴山有很多寺庙，每个庙的名字都代表着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吴山也因此而闻名。
——摘编自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
材料二 开封强大的文化活力，蓬勃的贸易经济，突破了宋以前京师关于夜市的禁令。店铺、朝廷办事机构与居民住宅错落相间，朝着大街几乎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坊市制度的崩溃，商业街取代商业区的市，御街两旁“许市人买卖其间”，这些都是前代都市所未有过的经济生活景观。当时开封以经商为业的有二万多户，其中640家资本雄厚的商户，分属160行，囊括米、盐、茶等各类商品交易。号称“正店”的大酒楼有72家之多，兼具饮食与商品贸易的多种功能，作为商人验看商品质量、商定商品价格、签订契约的场所。酒楼、茶坊适应商业大潮，与娱乐场所瓦子，都通宵营业。
——摘编自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清末民初的扬州，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一批重要的现代脑力劳动者，形成了专门职业阶层，这是扬州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象征，教师、律师、医生、编辑、记者、作家等职业人员已有一定数量。当然，黄包车夫、挑水工、轿夫、船夫、女佣等在当时的职业中也占一定比例。
——摘编自朱煜《扬州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1)材料一中宋代出现了很多“以不同的生产行业为标志而命名”的街道和寺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这一现象在宋代出现的有利条件有哪些？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东京出现“前代都市所未有过的经济生活景观”的表现。
(3)依据材料三，指出扬州专门职业阶层的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城市职能的变化。
材料一：元代堪称中国古代市民体育的兴盛时期。元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关体育活动的描述。元代人对蹴鞠的赞美，多是从它的娱乐性和健身性出发，“巧过纵园异样花，轻身健体实堪夸。能令公子精神爽，引动王孙礼仪家”。节日本身就是城市生活的一大组成部分，如寒食清明之时，各地游赏可观，“暖日宣乘轿，春风宜试马，恰寒食有二百处秋千架”到处“见游人车马闹该该，王孙争蹴鞠”。城市中民间艺人的体育表演风气盛行，如武艺、蹴鞠、杂技等，或在勾栏瓦舍中“作场”，或在街头巷道中“撂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代戏剧的兴起，体育表演开始与戏剧演出相结合，成为戏剧的一种表现手段。
——摘编自熊志冲《元代市民体育初探》
材料二：1842年国门被打开之后，在通商口岸外国人的各种娱乐性体育活动进入国人视野，普通公众将其视作“西洋景”。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西方体育进入近代中国知识群体的视野，他们把西方体育作为一种“力”与“武”的事物加以接受。1879年李鸿章派遣军官赴德国陆军学习，将带有强烈军事色彩的德式兵操带入中国。这是体育服务于国家和战争需要的观念的体现。19世纪末，康有为根据西方近代教育和体育理念，提出“德教、体教、智教”的教育主张，认为“体育是教育中不可缺少之物”。梁启超则呼吁“锻炼强民之体魄”。一战后，来自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流行，20世纪2030年代，源于英美的竞技运动广泛开展，逐渐取代传统体育。从30年代初开始，国民政府逐渐倾向体育军事化的德式体育模式，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摘编自张晓军《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嬗变（1840～1937）》等
(1)据材料一，概括元代市民体育的特点。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国人对西方体育认识的变化，分析这些变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影响体育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今者清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1912年3月5日《临时政府公报》29号
材料二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曾引起学生们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
——摘编自李玉刚著《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
材料三 自袁为总统，野有饿殍，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孙中山1915年《讨袁宣言》
材料四 如图所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
（2）综合上述材料，你如何看待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