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28～1930年间的上海：到处是人潮，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在老式和新式汽车之间，在为争得人力车费而疯狂奔跑的苦力之间，冒险地挤来挤去；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打麻将牌声以及在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里赌博的喧闹声；满街幽微地散发着甘甜而辛辣的鸦片烟气味；无数乞丐及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孩子们哀声乞讨；里弄里，家庭主妇们倒洗马桶的声音和生煤球炉子的青烟以及横跨弄堂的晾衣竹竿上挂着的“万国旗”，使里弄显得狭窄、杂乱和压抑。

——摘编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材料二   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三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日记中写到：当地老百姓衣服整洁，乡村来的妇女不穿裙，皆是天足，没有发现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在街上没有看见过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摘编自黄炎培《八十年来》

材料一   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舄（生皮制的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故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齐桓、魏文之英风，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变法，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

——摘编自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1898年9月）

材料二   孙中山以阳历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农历中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这部历书将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摘编自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

材料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呈垂直结构，等级制度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这种等级结构既严谨又可松动，其严谨性表现之一是等级差异鲜明，权利义务截然不同，特权者恒有特权，贱民恒受压抑。这种等级划分和各等级的社会地位是由法令确定的，是依照人们的品级、身份、门第、职业划定的，也是依靠习惯形成的，因此很难改变；另一表现是等级监督严格，法律规定不同等级成员有不同社会地位，不得错乱，违犯者将被纠正，甚至会被判罪。而且人们还要受到政府的、等级成员内部的监督，不许伪冒其他等级。自清末以来，旧有社会组织开始演变，不少传统组织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时代气息。家族进一步民众化，反对族人吸食鸦片。个别地区个别宗族“集族人为族会，从事家庭立宪”，还吸收血缘关系以外者参加宗族等。会馆、公所作用扩大，不少会馆、公所研究商情、商务，成为商战阵地，同时政治参与意识增强，并开办近代教育等。有的专业行会，把雇工也包括在内。此外，政治团体的出现也为社会群体注入了生机。

——摘编自栾爽《震荡与冲突∶近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探析》

材料一   我国妇女运动开始于辛亥革命的时候；当革命起事，有些女子参加在内，并且组织女子北伐队和红十字团，在战地救护伤兵。后来临时政府成立，主张男女平等，一般高级的女子向政府要求参政，教育平等，婚姻自由，废止蓄奴制和妻妾制等。并且广东临时省议会中，居然有几个女子被选为女议员，不幸广东政变把女议员资格取消了，女子参政会也被解散，北部的妇女参政运动也在无形中消沉下去。袁世凯等的北洋军阀战胜革命之后，妇女运动也就当然同受摧残。何况那时的妇女运动仅限于知识分子或女政客，并未有群众里的基础呢。

——摘编自杨之华《妇女运动概论》（1926年）

材料二   从法律上讲，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地位与男性最为接近。毛泽东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种对妇女地位的承认转变成为对公平的承诺。当共产党取得政权后，他们改善了中国妇女的法律地位。1950年的《婚姻法》，宣布建立新的、民主的婚姻体系，它以自由选择伴侣、一夫一妻制、性别平等和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为基础。该婚姻法废除了定娃娃亲等家长制行为，支持女人和男人享有平等的工作权利、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的权力。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一 冰嬉，是明末清初的传统冰上娱乐形式，在乾隆朝达到了巅峰，号称冰嬉盛典。道光年间，清朝国力衰退，由于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清政府日常经费拮据，无力承担阅视冰技的财政支出，“天暖冰薄”成为停阅冰技的官方理由……道光二十年，潜藏多年的贸易危机逐步上升为战争，最终导致“冰嬉盛典”瓦解。光绪年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殖民化和近代化进程逐步加深。传统中国越来越多地感受到西方文化带来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清廷试图延续康乾盛世的礼乐制度和文化影响力。“冰鞋之戏”的短暂恢复，就是清廷为重现“王道之隆”作出的巨大努力。与乾隆朝相比，光绪朝的“冰鞋之戏”虽然也试图在自身文化中寻找重振国家之路，但这种临时拼凑的庆典，更像是在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清廷在恢复国家形象方西作出的被动“回应”。

——摘编自任昳霏、郭磊《飞驰的冰刀与停滞的帝国——冰嬉盛典与清代文化命运兴衰》

材料二   1949年以来，中国的冰雪运动迎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1951年，在吉林省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滑雪表演大会，对当代滑雪运动的开展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在学校体育方面，滑雪也作为一项体育教学被列入教材。1953年，我国运动员在花样滑冰技能上开始迈向创新之路，与滑冰相关的群众性休闲活动也开始涌入人们的生活。1963年2月在哈尔滨举办的冰灯游园会，通过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时代冰上文化的生机与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冰雪运动纷纷走出国门，开始走向世界的舞台。1992年，在第16届法国冬奥会中，中国队实现了在冬奥会上奖牌“零”的突破。在冰雪赛场上，中国的奖牌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中国运动员已经成为冰雪运动的竞争力量之一。

——摘编自崔乐泉、张红霞《从传统冰雪到冬奥文化：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

材料一   春末社会大动乱及楚汉战争之后，天下残破，经济凋敝，直至文景时代方才得以恢复，汉文帝时，已经有对“厚葬以破业”的批评，在汉武帝专政时期，国力强盛，民间殷富，一时奢风盛起。西汉末年，奢侈之风愈为炽烈，汉成帝在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六月颁布的诏书中指出，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远像，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榖，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理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

——摘编自王子今著《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材料二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传统以俭朴为主的消费观念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嘉靖以来，在中心城市和豪门富室的影响下，奢靡风气迅猛传播；地位低下的奴仆，隶卒，以奢靡互争雄长，僭礼逾分而无所畏惮；不少普通百姓的妻子都穿戴上了命妇（受有封号的妇女，享有各种仪节上的待遇）的服饰；地处北方边境地区的宁夏，虽然社会经济比较落后，衣服，饮食也是大力追求华丽奢靡，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认为这种风气是造成“民财空虚”的重要原因，也有一些士大夫认为奢靡具有刺激消费，繁荣市场的正面作用。

——摘编自王天有著《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材料一   在清代，冰嬉是大型宫廷冰上活动的统称，每至冬日，皇帝亲自阅视大规模冰上射箭和冰嬉表演。满族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善于北方冰雪条件下的骑射、滑雪冰等，逐渐强大后入主中原、一统中国。乾隆帝曾言：“冰嬉盖以肄武习劳，隐寓练戎之意，不徒供岁时娱玩也。”可以说清代的冰嬉属于一种军事体育的性质。冰嬉仅供皇家娱乐，不允许民间观赏，后随清政府国力日衰而中断……

——摘编自叶榕《弋射、马术、蹴鞠……传统艺术中的竞技与体育》

材料二   溜冰新潮是在清末中西方文化冲突碰撞中形成的……溜冰打破长幼、男女尊卑界限，向所有人开放了一个转向自由、平等、共情、共融的文化秩序。在国势衰弱的背景下，“体格落后的民族”与善于溜冰的西洋各国进行对比，溜冰与否成为民族兴衰的“明证”，被社会精英看做“保国保种”的途径。1922年北洋政府将滑冰（溜冰）等现代体育项目陆续纳入体育课程。“身体——国家”的身体观实则是儒家“修身——治国”的身体观的转译，个人与家国观念从儒家转向了近代民族主义，溜冰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进了民众日常生活，逐步形成了国家、社会精英与民众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秩序和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实践。

——摘编自杨宇菲、张小军《文化共融：中国近代冰雪大众文化与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