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雄”
材料 如图为清末儿童读物《启蒙画报》创刊号（1902年6月23日）刊发的《小英雄歌》。
材料一 晚清以来，伴随着西风东渐，星期制传入中国。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视星期制为文明之制，主动仿行。而湖广总督张之洞规定两湖书院的学生只准休旬假（十日放假一日），不得过星期日。1902年至1911年夏，由于清政府推行新政，各学堂、中央各部和地方衙门陆续实行星期日公休制度。1912年民国肇建，南京临时政府“期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采用了星期日公休制度。与此同时，星期制也在社会上广为流行，渐成都市生活中新的工作与休闲的节奏。合理的休息与适度的休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摘编自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
材料二 1949年之后，新中国沿用近代以来形成的星期日公休制度。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发布第174号令，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自1995年5月1日起施行。利用和过好双休日，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消费休闲和社会风尚都有很大影响，从星期日公休制到一周双休，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摘编自《人民日报》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晚清至民国星期制普及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析近代以来星期“公休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材料一 春末社会大动乱及楚汉战争之后，天下残破，经济凋敝，直至文景时代方才得以恢复，汉文帝时，已经有对“厚葬以破业”的批评，在汉武帝专政时期，国力强盛，民间殷富，一时奢风盛起。西汉末年，奢侈之风愈为炽烈，汉成帝在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六月颁布的诏书中指出，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远像，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榖，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理过制，吏民慕效，浸以成俗”。
——摘编自王子今著《秦汉史：帝国的成立》
材料二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达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传统以俭朴为主的消费观念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嘉靖以来，在中心城市和豪门富室的影响下，奢靡风气迅猛传播；地位低下的奴仆，隶卒，以奢靡互争雄长，僭礼逾分而无所畏惮；不少普通百姓的妻子都穿戴上了命妇（受有封号的妇女，享有各种仪节上的待遇）的服饰；地处北方边境地区的宁夏，虽然社会经济比较落后，衣服，饮食也是大力追求华丽奢靡，越来越多的士大夫认为这种风气是造成“民财空虚”的重要原因，也有一些士大夫认为奢靡具有刺激消费，繁荣市场的正面作用。
——摘编自王天有著《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汉奢侈之风出现的原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中国古代的“抑奢”思想。
材料一 1928～1930年间的上海：到处是人潮，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在老式和新式汽车之间，在为争得人力车费而疯狂奔跑的苦力之间，冒险地挤来挤去；远处传来一阵阵清脆的打麻将牌声以及在回力球场和跑狗场里赌博的喧闹声；满街幽微地散发着甘甜而辛辣的鸦片烟气味；无数乞丐及衣不蔽体、蓬头垢面的孩子们哀声乞讨；里弄里，家庭主妇们倒洗马桶的声音和生煤球炉子的青烟以及横跨弄堂的晾衣竹竿上挂着的“万国旗”，使里弄显得狭窄、杂乱和压抑。
——摘编自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
材料二 1934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材料三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后在日记中写到：当地老百姓衣服整洁，乡村来的妇女不穿裙，皆是天足，没有发现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在街上没有看见过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
——摘编自黄炎培《八十年来》
(1)根据材料一，概括当时上海社会生活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延安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体现出的治国原理。（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点以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在清代，冰嬉是大型宫廷冰上活动的统称，每至冬日，皇帝亲自阅视大规模冰上射箭和冰嬉表演。满族原是我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善于北方冰雪条件下的骑射、滑雪冰等，逐渐强大后入主中原、一统中国。乾隆帝曾言：“冰嬉盖以肄武习劳，隐寓练戎之意，不徒供岁时娱玩也。”可以说清代的冰嬉属于一种军事体育的性质。冰嬉仅供皇家娱乐，不允许民间观赏，后随清政府国力日衰而中断……
——摘编自叶榕《弋射、马术、蹴鞠……传统艺术中的竞技与体育》
材料二 溜冰新潮是在清末中西方文化冲突碰撞中形成的……溜冰打破长幼、男女尊卑界限，向所有人开放了一个转向自由、平等、共情、共融的文化秩序。在国势衰弱的背景下，“体格落后的民族”与善于溜冰的西洋各国进行对比，溜冰与否成为民族兴衰的“明证”，被社会精英看做“保国保种”的途径。1922年北洋政府将滑冰（溜冰）等现代体育项目陆续纳入体育课程。“身体——国家”的身体观实则是儒家“修身——治国”的身体观的转译，个人与家国观念从儒家转向了近代民族主义，溜冰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推进了民众日常生活，逐步形成了国家、社会精英与民众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秩序和现代国家建构的文化实践。
——摘编自杨宇菲、张小军《文化共融：中国近代冰雪大众文化与社会转型》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清朝初期与晚清民国时期冰上活动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民国时期溜冰新潮的影响。
材料一 纵观中国女性的生存轨迹，在近代以前的私有制社会中……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因而女性只有单一的家庭角色定位，即在家中扮好“贤妻”、“良母”的角色，相夫教子。……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是长期经济生活、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
——江百炼《论戊戌维新至五四时期的女性角色定位》
材料二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城市多数家庭的成员从工商业、服务业等工作中获取收入，妇女从事职业，拥有经济来源，家庭成员之间人身依附性减少。民国政府新《民法》规定离婚和结婚一样自由。燕京大学女生有96.7％的人赞成“无爱情即离婚”，上海“审判厅请求离婚案多”，而农村家庭中离婚现象则并不多见，甚至“夫可以出妻嫁妻”。
——摘编自张国刚等主编《中国家庭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导致中国古代女性地位低下的社会根源。
(2)根据材料二，概括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家庭变迁的特点，并指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家庭变迁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中西交流的大规模展开，钟表开始作为生活用品在市面流通。1862年，京师同文馆首先采用钟表对学生作息做出精确规定，此后，各大学堂相继仿效。1876年正式通车的吴淞铁路，诞生了首个列车时刻表。1880年代后，钟点时间已被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的近代企业普遍使用。同时，上海等地的政府机关开始对上下班实行精确的时间规定。到1890年代，钟表在城市的洋行、娱乐房、茶馆等商业机构中，也已被广泛使用。20世纪初，座钟与手表作为时髦的象征已经进入普通中产家庭与内地城市。
——摘编自封磊《晚清都市钟点时间的社会化及其现代性》
材料二 1893年我在乡村私塾读书时，时钟是很难见到的。家塾里当然没有钟……时间是靠日晷来计算的。我的父亲因对西方机械技术感兴趣，1895年在书房置办一座时钟。每当整点报时时，却被当时家里的雇工及村民视为“鬼在作怪”。在乡村，时钟实际上并不必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为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
——摘编自蒋梦麟《西潮与新潮——蒋梦麟回忆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钟表在中国推广使用的原因。
（2）材料一和材料二对于探究晚清中国人接受钟点时间观念，分别有何局限？据此指出晚清中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材料一 在上海县城外形成了被英、法、美三国依仗强权分占的特区势力，出现了各自为政的“租界”。……在这里，他们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俨然“国中之国”。起初，由于外人来华之际，中外民情扞格，以风俗习惯等种种不同，不愿华洋杂居。小刀会起义爆发，华人逃入租界者甚多，不久便华洋杂居。不同的风俗习惯发生碰撞、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
——摘自张仲礼、熊月之等《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材料二 （租界开辟后）西洋服饰之引入，使上海自明清以来形成“服尚新奇、衣必华鲜”的习俗得以进一步张扬。……《洋泾浜新竹枝词》写道：“康奴也学假斯文，衣履难将贵贱分。更有异言并异眼，淡黄马褂着纷纷。”哪里还有什么不敢穿的？
——摘自张仲礼、熊月之等《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1）梳理材料一，概述近代初期上海“华洋杂居”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租界”的消极影响。
（2）阅读材料二，分析“西洋服饰之引入”对上海民风嬗变的影响。综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典型特征。
材料 从黄帝纪年开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用“干支纪年法”。自汉武帝开始使用的年号纪年法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推行纪年变革，废除旧历，改用阳历；不再以年号纪年，而以中华民国纪年。同时，重新编订历书，以“崇正朔，便日用”为原则，并考虑到民间对阴历习惯既久，将新旧二历并存，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史学家陈旭麓认为，“纪年的改革是‘皇帝倒了’的结果，但对中华大地上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人们来说，正是纪年的改革才使他们相信皇帝已经倒了。”袁世凯和张勋复辟期间，两度废止民国纪元，改用洪宪、宣统年号纪元，复辟失败后又恢复民国纪元。北洋时期，一度出现恢复阴历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同时保留阴历（农历），重大纪念活动以公元纪年为准，而传统节日还是遵从农历。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人们选择西元不过是一种公认的习惯，完全是为了方便，而不是因为西元更接近“真理”。
——摘编自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浦江客的新浪博客《公元纪年走入中国意义何在》等资料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民国初年纪年变革的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指出南京临时政府和新中国为什么都采用阳历，在采用阳历的同时为什么都保留阴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