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灾民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期盼降神而祈福禳灾。有官员曾上疏说：“今之皆知救荒，而不知救疫。”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责任也趁机推卸。瘟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崇祯十六（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个月时间，就造成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摘自程扬《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未20世纪初，“卫生”一词在晚清日益流行。由于近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卫生涉及的已经不是个人或地方团体层面，而是与国家、民族联系一起。……文化市场涌现大量的生理卫生、生殖医学的书籍和刊物，相关的广告与介绍也频繁见诸报端，大多强调泰西的兴盛与其对生理卫生学的重视密切关联，表示译者或作者的目的即在希望种族强盛上。《高等小学卫生教科书》广告词言：“今亟译此类之书，以饷吾国民。凡有保种之责，而知亡国之忧者，盖令青年子弟日肆习之。”

——摘编自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

材料：

材料一   1898年5月底,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校招生。此后几年,尤其是在1900年后,各地纷纷捃起兴办女学的高潮。封疆大吏、各级官员、地方士绅、以及无数走出家门的闰秀共同促成了女学的极大繁荣。由此,女教师和女学生成为社会中不可愻视的新兴群体。她们不仅成为城市中被凝视的风景,有些甚至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同时,她们不可迶免地成为各种媒介再现的对象。可以说,当近代女学初兴时,其公共性甚至大于其教育性。

——摘编自王晓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

材料二

注:《女学传习所开学》，《星期画报》,1906年第2期。图中女学传习所开学时,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为学生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