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经济全球化和多极化不可阻挡的趋势中，源于西方文明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强行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基本制度，使得其与源于不同文明的各个国家按照自己的选择进行发展的矛盾正在全面展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军事上，以美因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保持绝对优势，对走不同道路的国家进行威慑、胁迫甚至战争；在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力图通过施压、扶持代理人、接触的方式来改变那些非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权和发展方向：在经济上，西方国家通过制定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利用金融手段来造成不平等的发展环境，获取不对称甚至不正当的利益；在文化上，通过所掌握的学术上、政治上的话语权，对非西方文明国家进行渗透、宣扬西方意识形态，为“颜色革命”创造案件。

——摘编自周建明、焦世新：《从东西矛盾到西方与多元文明的矛盾》

材料一   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789年关税法》，对所有进口货物征收关税。1812年，英美战争爆发，美国将关税税率提高了一倍，为20%左右。在1816年通过的新关税法中，将关税税率提高到35%左右，到1820年，美国制成品的平均关税水平达到40%。南北战争结束后，代表北方工业利益集团的共和党连续执政，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美国得以延续，并成为美国基本国策。进入20世纪，美国短暂降低过关税，但由于一战和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美国再度增加了整体关税。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令美国平均关税税率从38%上升至48%。

材料二   二战后，美国实施以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基础的贸易自由化策略，但贸易保护主义却从未消失。除关税外，还有各种非关税壁垒，例如资源出口约束、进口产品配额、产品保护和补贴。同时，各种临时性、制裁性和报复性关税等单边贸易制裁手段开始使用，《1974年贸易法》中的301条款就是重要武器。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欧共体和日本采取了多种贸易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数控机床和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崛起，里根政府通过惩罚性关税、汇率、进口限制等多维手段打击对手，并通过《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增加“超级301”“特别301”条款。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在寻求国际多边合作基础上，运用单边主义对本国产业实施强制保护。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还成为美国保护政策的矛头所向。特朗普上任后，将贸易战枪口对准中国，企图通过多种贸易保护手段遏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例如，针对中兴通讯的禁令试图以技术封锁打击中国5G产业的崛起。

——摘编自陈树志《美国贸易保护政策促进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材料三   我国自2002年起逐年调低进口关税。2002年大幅调低了5300多种商品的进口关税；2005年降税涉及900多种商品，这是我国履行义务的最后一次大范围降税；此后的几次降税涉及商品范围有限，对关税总水平的影响均不大。2006年7月1日，我国降低了小轿车等42种汽车及其零部件的进口关税税率，最终完成了汽车及其零部件的降税义务，我国汽车整车及其零部件税率分别由“入世”前的70％—80％和18％—65％降至25％和10％。

——摘编自宁可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史》

18世纪80年代初，法国启蒙学者雷纳尔针对美洲的发现，提出了著名的“雷纳尔之问”，即“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如果它是福音，我们靠什么手段来保持促进其带来的好处？如果它是祸害，我们靠什么手段来弥补其带来的损失？”。

随后，欧洲学界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意大利学者约瑟夫·芒德里认为，美洲的发现是一个十足的错误，在给美洲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使欧洲遭受了伤害。法国学者沙特吕则批判了“美洲的发现是邪恶的”这一观点，认为美洲的发现促进了欧洲商业的进一步扩张，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是有益的。

——摘编自王晓德《“雷纳尔之问”与美洲“发现”及其后果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