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颜元（1635—1704）是中国古代比较重视体育的教育家。他猛烈批判程朱理学束缚下的传统教育,认为理学是“主静”的教育,损害人体健康,使活泼的红面少年变成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博学多闻、掌握治国理财真实本领的同时,还要有健壮的身体。他认为“射、御”教育是对学生形体的锻炼,将其作为必修课。颜元深挖体育教育的价值，提出体育教育可以“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智”。难能可贵的是，颜元把强身与强国联系起来,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但他的体育教育思想在当时影响有限。

—摘编自何叙《颜元的体育教育思想》等

材料二   面对社会败坏,卢梭希望朝人类原初时期，以自然状态为标准开展体育教育活动。为此他选择设定乡村作为儿童成长环境,因为自然环境更接近自然状态。他将“身体—感官教育”作为儿童教育重点，强调教育者必须注重儿童身体锻炼,主张遵循儿童自然天赋和自然意志训练官能。站在社会意义视角，卢梭认为体育教育要磨炼人的意志品格,以此抵制过剩体力带来的妄动,抵御欲念的无限发展,最大程度上保持人类在“生理”与“道德”上的孤独，成为身心健全的人。这对于西方近代体育、体育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摘编自吴永金、陆小聪《扭曲的身体与自然的体育—卢梭体育教育观的整体面向》

材料一 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将孔子比拟为古代希腊的大哲学家，认为中国人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过着良善的道德生活。该书在当时的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8世纪欧洲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深受中国输入的陶瓷、丝绸产品的影响，具有纤细、轻盈和繁琐的装饰性。18世纪，法国人魁奈创立了重农学派，其刊物大量引用中国的典籍。在魁奈的敦促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1898年，严复节译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结合中国的时政分析，掺杂进自己的大量发挥，出版了《天演论》。是书将进化论的适用范围推向极限，痛陈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万古不易的天演定律，一经刊印便风行全国。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进化观念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宋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叫圣贤气象。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儒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之道包括并存的两面: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到了明清之际,一些思想敏锐而深刻的思想家对士大夫精神提出新的要求,就是追求圣贤气象者必须首先具有豪杰精神,这种提法是过去没有过的。同样讲圣贤气象,到了王船山（王夫之）这里,就必须要有经世能力,要有开拓世界的气魄,特别要能够创造社会功业。

——摘编自朱汉民《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16-18世纪英国贵族从政治权利到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乃至婚姻家庭生活和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变化。在近代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英国贵族适时的调整,投入经营,用一种“渐进式”的转变方式追求自由权利,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英国近代史上,文化在推动整个国家崛起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而贵族精神正是英国文化发展的引领性力量。他们重视教育,更加注重等级性,以其在思想文化上的优势来影响社会其他阶层。

——摘编自毕书媛《16-18世纪英国贵族精神的“渐进式”演变及其对社会风气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以对儿童的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立足人伦关系，强调“五伦”。蒙学教材《幼学故事琼林》《重订三字经》《重订增广贤文》《千字文》等均明确了君臣、父子、兄弟等“五伦”关系，指出“父子和而家不败，兄弟和而家不分”的要求。古代蒙学教育还把“孝悌”作为做人的根本，把对“孝悌”思想的倡导和颂扬始终贯穿于各类蒙学文献中，如《三字经》中就有“首孝悌”的内容，《小学诗礼》中也设有“事亲、事长”的章节，宋代《神童诗》中还编入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经典名句，明代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中则通过典故塑造一个人坚韧不拔、愈挫愈勇的精神。

——摘编自吴彦霞 《试论中国古代蒙学的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材料二     中世纪结束后，随着人文主义教育的兴起，英国幼儿教育思想逐渐萌芽，出现了幼儿园、保育学校、托儿所、家庭游乐场等教育机构。18世纪，英国一些教育家针对当时学儿童生活学习的现状，陆续创办了不同的学校及慈善机构，与此同时，欧文创办的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学校引起了其他人士的积极响应，在英国掀起了一股创办幼儿教育机构的热潮。但直到19世纪末期，麦克米伦姐妹创办的保育学校才促进了英国政府对幼儿教育的关注并拨款资助，19世纪以前，英国幼儿教育基本上是以教会团体和慈善人士创办的济贫性慈善学校为主。18、19世纪的英国统治阶级仍然认为教育是上层阶级的特权，英国也逐渐形成了幼儿园和普通幼儿学校双轨制幼儿教育机制。

——摘编自周晓慧《英国近代幼儿教育思想的演进及其启示》

材料一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以李贽为首的反理学思潮。与资本主义萌芽相适应，出现了带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早期启蒙思潮。如被称作“异端之尤”的李贽，他对封建独断论的怀疑和否定是空前的；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唐甄、颜元等人，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宋明理学展开了论战，有的批判锋芒更直指封建专制的统治。他们抨击宋明理学中的禁欲主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等新的命题。顾、黄、王等人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相对立。然而，在明清两代，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仍然是理学，启蒙思潮不过是在潜滋暗长。

——摘编自刁国庆《试论传统文化在明清之际的递变》

材料二   文艺复兴运动历时近三百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学艺术领域，从但丁、彼得拉克到薄伽丘到达·芬奇、拉裴尔、米开朗基罗；在自然科学上，有哥白尼、布鲁诺；在哲学上，有瓦拉、皮科；在政治理论上，有杰出的马基雅维理等；在宗教领域，有极富个性的人文主义者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上述巨匠们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推进着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的伟大进程。资产阶级文化，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终于战胜了封建的、宗教的精神暴政，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摘编自刘念慈《试析中国早期启蒙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