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倘若作一个历史的平行比较的话，那么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比欧洲早了五百年。北宋年间的人文气象，与五百年后的意大利城邦十分相似，具有一种人的自我觉醒的品质，以及相应的人文关怀的自觉。……欧洲的文艺复兴非常迅速地产生出辉煌的文明成果，而工业文明又反过来推动和扩展了文艺复兴的文化成就，彼此相辅相成，互相激励又互相补充。相反，始于北宋年间的中国文艺复兴，非但没能得到文明化成果的支撑，反而受到非常惨烈的夹击，……如同石缝里的小草一般，气若游丝，时不时地艰难苟活于一息尚存的窘迫。
——李劼《中国文艺复兴的历史回眸和可能性空间》
材料二 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不同时代的划分具有不同标准。从新生产方式和新阶级力量出现的角度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都是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分水岭。……从历史意义上讲，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都是思想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起点。
——王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之异同》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年间人文气象的具体表现，并联系宋朝时局和思想文化，说明“中国文艺复兴”的结局产生的原因。
（2）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材料二中“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分水岭”应如何理解？
（3）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艺复兴都是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起点”这一结论的合理性。
材料一 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邦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反映崇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当民主制度在希腊各邦相继建立后，古希腊公民的个人作用和价值得到完美体现，使得人性得到高度尊重，自由成为了古希腊人的追求，这也导致人文主义在古希腊文明中有了生长的土壤。古希腊人可以自由地进行思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自由地进行创作。于是，“世界上第一次有了思想自由”。
——摘编自刘泠然《由古代希腊文化探其人文精神》
材料三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高呼“个性解放”“人的自由”，提出人要摆脱“神学”的束缚，人可以达到一切他想达到的目的。到启蒙运动时期，在理性的指导下，人们更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自由被认定为是一种自然权利，是天赋人权。
——摘编自孙兴《论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希腊“人文精神”形成的主要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西方“人文精神”内涵的变化和影响。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弃了宗教教条，将价值取向由“神”转向“人”，但它缺乏“科学”的基础，仍然无法摆脱“神”的羁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对科学知识的张扬，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转化为一场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运动。
材料二 科学的人文主义是在保持和光大旧人文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给它注入旧人文主义所匮乏的科学要素和科学精神。其新颖之处在于：明白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基之一；对激进的唯意志论和极端的浪漫主义适当加以节制；依靠科学自身的精神力量和科学衍生的物质力量，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我完善；科学理应是而且必须是为人的和属于人的，为的是人的最高和长远的福祉。没有人文情愫关怀的唯科学主义是盲目的和莽撞的。
——以上材料摘编自马龙闪《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2）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科学的人文主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孕育了众多敢于“为生民立命”、挺身为民众说话的思想家。许多统治者不仅宣扬民本论，还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民本主义理论高度适应了农业化推广、深化的文明趋势：以力农、重农为基调的生民利民主张和平均主义的经济原则，与法家的重农抑商观念相互呼应，推动定居农业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达到农业化时代的极致水平；序上下、齐万民的教民、化民略与法家的刑治主义相互整合，极大地充实了集权体制的人文理性与实用智慧，促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升华为农业文明时代最具制度张力与弹性的集权形态；重视民情民意的保民得民理念与墨家兼爱交利思想、法家富民强兵的耕战取向相互补充，形成了管理、凝聚广土众民相对有效的农业化治理模式，帮助历代王朝蓄积起古代世界极其强大的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
——摘编自刘慧娟《论中国的民本思想》等
材料二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历史任务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洛克、潘恩、杰斐逊、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民有、民享、民治”等基本思想。
西方的民主理论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讨论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阐明了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既不可转让，又不能剥夺；论证了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是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工具；为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防止专制制度出现，应当实行法治，建立分权制衡机制。
——摘编自吴巨平《略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的重大区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古代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在精神实质上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根源。
材料一 黄宗羲不仅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一家之法”，而且在批判的基础上描绘了一副“天下之法”的“法治”新蓝图。这一新蓝图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立法必须体现“天下人”的利益，为天下人兴利除害，也就是要立“天下之法”以代替君主“一家之法”。这里他提出的一些具体主张反映了工商阶层（潜在的资产阶级）的要求，比如主张“工商皆本”等。以保障“万民”的平等权利。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再次，在如何实现上述目的方面，黄宗羲还设计了几项重要的制度性方案：一是提出了“学校议政”，让学校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机关，并享有最高决策权；二是提出“君臣共治分权”，包括置宰相，并提高相权使宰相手握重权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最后，黄宗羲还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
——摘编自蔡如堂《西方古典自然法学与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移的一条经验”。鉴于此，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并将它们分别赋予不同的机关。他认为，只有各种权力间彼此能够相制衡的体制才有可能会创造一个无私的政体。在他看来，立法权属于议会，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一般意志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行政权执行国家的意志由君主或国王行使。因为行政部门需要行动迅速，所以应由一个人管理。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法院由人民阶层中选出的人员组成。孟德斯鸠强调“其中任何两个权力都不能集中在一个人或一个机关手中，否则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三种权力由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行使，那一切便都完了。”
——摘编自温晓《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
（1）根据材料一归纳黄宗羲的“法治”思想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与孟德斯鸠思想核心的共同之处。分析孟德斯鸠思想成功付诸实施和黄宗羲思想影响有限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的“治理”理念。《尚书》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各家提出不同的治国理念，以“王道”、“霸道”、“帝道”构建理想的治理模式。汉武帝虽将儒学作为治国核心思想，但也借鉴了法家许多主张。在此之后，历代统治者对儒、法普遍采取了兼容并收的态度。……中国人重血缘和亲情，中国基层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历代统治者深知将皇权伸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既不现实也没必要，在广大乡村更多地利用乡绅进行管理，官、吏、绅三者的有效配合，实现了基层的长治久安。自古以来，中国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有着深入的探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其间虽也面临内部和外部挑战，但中国作为“大一统”的整体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没有像欧洲大陆一样很早便裂变为许多个国家。
——摘编自陈忠海《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等
材料二 启蒙主义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治理最核心的理论渊源、思想根基和价值取向。它认为：科学理性能有效解释自然现象，将其推广至政治生活领域必将有助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有序运行；封建专政纵权、贪腐、压迫民众，原因在于权力不受限制；国民或公民应该在国家的物质生活、法律制定、权力运行、文化创造、社会管理等方面发挥从未有过的作用；主张每一位公民均可以“无差别地”参与到国家运行与对国家的治理、监督中，国家有责任保护公民个人参政的基本权利；政府应主导实施国民教育，培养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以及热爱民族国家、民主政治的合格公民。……这些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和治理，而且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
——摘编自季卫兵《西方启蒙主义的国家治理取向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治国理念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主义主张的治国理念并分析其成因。
| 时间 | 中国 | 西方 |
| 古代 | 甲骨文的“呷”（民），像被用一刃刺瞎眼睛（或低眉顺目）的人，“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或在人面前恭顺），即“民”为奴隶，被认为是蒙昧无知、不曾开化，没有道德可言的群氓。周秦以来“民”渐渐演变成了一个与“君主、群臣百官”相对应的字。古代将管辖一方的官员称为放牧者，“民”就如同牛羊是官员们的放牧对象。 ——摘编自《“人民”词义的变迁》 | 希腊城邦（polis）是政治（politics）的词根，公民（politest）形成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即。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妇女、侨民及奴隶，“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人是城邦权利的主体，城邦属于全体公民所有。 ——摘编自《西方“公民”概念演变的历史考察》 |
| 近代 |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民主权”理论，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人民”已经不再是懵懂、糊涂、任人支配的代名词，而是拥有权力、发表意见、参与政务的新主体。孙中山认为“专制国以君主为主体，人民皆其奴隶，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 ——摘编自《“人民”词义的变迁》 |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激发了欧洲城市市民平等意识的觉醒，市民逐渐演变为近代西方的公民。近代西方公民的选举权、参政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扩展其范围的。 ——摘编自《论述西方当代的选举制度》 |
（1）结合所学知识，如何理解材料中古代关于“民”的两个概念。
（2）根据上表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西方从古代到近代“民”含义发生变化的共通之处及原因。
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它在当时思想所能及的范围内，细致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孟德斯鸠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其对政府架构的思考。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力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子、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地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单位）。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程、朱构建的国家哲学的内涵并分析其对后世及其他国家的产生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孟德斯鸠构建的政治哲学与程、朱构建的国家哲学主要差异并分析原因。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仁者爱人”理念，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仁政”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首先旨在解决百姓的生活，“故明君制民之产”“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而其思想的核心是“民为本”，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应“内圣外王”，提高自己内心的道德修养，为民表率，争取民心，“保民而王”，反对与民争利、驱民耕战。同时，孟子也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思想史》等
材料二 公元前399年，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饮鸩赴死，柏拉图就此打消从政理想，开始潜心学术研究，后来在《理想国》中提出“哲王治国”的思想。柏拉图认为城邦衰落的原因在于公民不知道“正义”这一至善，因而国家的“第一要务”是进行公民教育，然后由公民选举“精英”来理政，“国王”应该是有政治技艺并依照法律统治的哲学家，统治者以哲学领导国家，以道德教化人民，以理性解决问题。
——摘编自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孟子“仁政”思想的主张，简析其对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柏拉图“哲王治国”思想产生的背景，并根据上述材料说明孟子“仁政”思想与“哲王治国”思想的相同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这两种治国思想对当前我国治国理政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最初主要发生在南方的拉丁语世界，其主要目标是坦坦荡荡地解放个人欲望和享受现实人生。意大利人并不是特别惧怕当时天主教的清规戒律，提倡用人世间的现实幸福代替虚无缥缈的天国理想。具有一定艺术和文化趣味的城邦贵族，尤其是宫廷贵族，甚至包括一些公国的大公等，如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等人，他们网罗众多文人、艺术家为自己书写各种生活故事、装饰宫殿、绘饰教堂等。出现了薄伽丘、达·芬奇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作品，出现了马基雅维利、伽利略等思想家与科学家。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主要发生在宗教领域，主要是日耳曼语世界，思想家们要求从世俗的情感和欲望解放领域转向思想文化体系的清算领域。一些宗教僧侣（包括一些教皇、高级教士和神学家等）成为人文主义者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
——摘编自刘建军《关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几个重要问题的再思考》
材料二 20世纪初年，国人重视民族文化的价值，关注民族文化的现实命运，除强调“保存国粹”“研求国学”“陶铸国魂”外，还径直提出“古学复兴”的口号，探求中国文化复兴之路。邓实发表于《国粹学报》第9期上的《古学复兴论》一文，全面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学复兴”的必然性与具体途径。刘师培也说：“欧民振兴之基，肇于古学复兴之世；倭人革新之端，启于尊王攘夷之论。此非拘于则古称昔先生之说也，盖国政浩繁，惟睹往轨者斯知往来，辄非鉴于成宽，明其利弊之所在，无由试改革之端。”
——摘编自杨思信《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欧洲南方与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特征，并分析南方不同于北方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初中国“古学复兴”思想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重视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