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家们的斗争锋芒，主要针对天主教会的宗教神学。他们歌颂世俗，蔑视天堂，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深信人的智慧和力量能战胜愚昧和黑暗。在新陈代谢的时代潮流中，起了显著的思想解放作用。他们的那些珍贵的艺术品，其课题大部分带有宗教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宗教信徒。

——摘编自王正平《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艺复兴”》

材料二   启蒙运动将人的理性从各种权威的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启蒙主义者们对理性的肯定与张扬，为人的解放的实现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周彦霞《论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

材料   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通常表现为“古今之争”，它最初表现为一种复古主义——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都试图用古代的权威来取代罗马天主教会的权威；到了17世纪以后，随着理性的振兴和科学的崛起，它在18世纪的法国思想界表现为一种用理性来颠复信仰的激进姿态。启蒙思想家们把眼光投向了未来，明确地以一个先进的新时代来与落后的旧社会相抗衡。

——摘编自赵林《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既彼此交锋，互相论战，又彼此渗透，互相影响，出现了思想学术上的欣欣向荣景象，后世称为百家争鸣。秦朝建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读书著书之风很快消失，“焚书坑儒”、刘项“不读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现象相继出现。所以有人认为，百家争鸣是一种在历史夹缝中的自由。百家争鸣既不可能出现在战国前，也不可能存在于战国后，只能是战国时期历史的绝唱。

——摘编自岳庆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与自由读书著书之风》

材料二   在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文主义图景中，人性与神性、人性与物性之间始终存在着一道填不平的鸿沟。……从人本出发，则会将神本、物本遮蔽；从神本出发，也会将人本遮蔽；从物本出发，就会反过来与人本、神本相冲。因其不能兼容，自然彼此间存在着排异反应，总是处于相冲相克之中。……它对人存在的理解中，向上的一极没有包含神圣的维度，向下的一极没有包容自然万物，因此势必将人生神圣的维度让渡于宗教，将自然的和谐割让给科学。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孔见《从三点浅谈中西方文化差异》

材料一   文艺复兴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归结到根本点，应该说文艺复兴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还是它通过自己各方面的重大成就，昭示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只有解决了个人主义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一切阻碍个性自由发展的传统束缚……才有可能统统被冲破，以往一直受到严重抑制的个人创造潜能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才有可能开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进程。

——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伏尔泰认为，只有“好的法律”才能维护自由。但法律只能惩处“公开的罪行”，对那些“隐蔽的罪行”却无能为力，对此，“制裁之道，唯有宗教”。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必须尽可能保护每个人的这个天然礼物——自由”，他希望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他喻之为“椰子”）作为一个典范在全世界“试种”和推行。他认为，真正的平等是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每个公民“对自由、对财产所有权、对受法律保护享有平等权利”。

——摘编自卢少鹏《历史视野下的启蒙论伏尔泰的自由观》

材料一   希腊人文主义更体现出一种“重人”的思想，这种“重人”，不同于儒家人文主义所体现的那种日常伦理的实用理性，而是人作为一种宇宙存在物，能对宇宙之物进行一个理性的思考……对一个单一的个体进行理性的思考，认为人可以通过知识的教化而与自然区别开来。

——刘汉芸《“轴心时代”的儒家和希腊人文主义》

材料二   文艺复兴关注的是人活着时现实的世界，而不是人死后的世界；它主要关注非宗教的古典文化，而不是基督教神学；大多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学关注的中心都是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他或她自身命运的塑造者，而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   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之内。学习历史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则无从把握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下图历史事件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材料一   在欧洲的启蒙时期，中国一度是欧洲知识阶层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投影。伏尔泰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大力推崇，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以儒家学说为思想基础的中国政治体制得到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推崇。伏尔泰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魁奈认为中国的谏议制度和监察机构可以有效地限制皇帝的权利，因而是值得效仿的专制主义。“在中国没有世袭贵族，一个人的功绩与才能是他可能获取显贵地位的唯一标准……儿子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求学上，以此作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美国汉学家顾立雅曾说“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   在欧洲的启蒙时期儒学大本营的国度里正经历明清交替及清朝巩固与强盛的时局变换，一些启蒙思想家，针对明末封建君主专制的残暴性和腐朽性，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代言民主性和人民性的新思想和新理论。梳理其言论主张，他们也是从儒学的经典里寻找批判的武器。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重拾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精蕴，一致把矛头指向君主制度……相距万里之遥的中国和欧洲，一些思想家们皆从儒学中寻找到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中国的启蒙思想未能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思想运动。

——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

“中国”变成十八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

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式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他在研究中国文化时发现了与基督教迥然不同的新文化，不说“灵魂不灭”，也不说“来世生活”，只谈道德。在伏尔泰看来这种哲学可以算是最符合人类理性的哲学了。

——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