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世纪末，不管是富裕农民还是教士、贵族，都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发展。他们主动要求进入大学、文法学校等机构接受教育。英国的教育在教会人员的保护和垄断下得到保存与延续，并且教会和修道院中收藏着大量完好无损的古典文献。15世纪末，金属活字印刷术传入英国，大量古典文献得以传播。乔叟游学过意大利，把意大利的十四行诗带到英国，其代表作《坎特伯雷故事集》被认为是英国第一部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作品。

——摘编自杨东《浅析14—17世纪英国文艺复兴》

材料二   文艺复兴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促使欧洲人完成了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转变，在于人促进了的觉醒，在于帮助人们把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它唤醒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创造精神以及科学实验的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然而，文艺复兴也不免有一些缺陷。这个时期的艺术家、文人和学者们乐于接受教皇及教会的保护，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大多数人文主义者把在古代受到维护的迷信落后的东西保留下来，如魔法、巫术和占星术等。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一   18世纪的法国，人的学说跃居历史的舞台，成为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和等级制度的思想武器。人是一切理论的根本和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类的理性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他们主张以理姓作为审判台，克服人类的一切“迷误”，找到改造社会的方案。他们提出“天赋人权”“人道”“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以之启发人们的头脑。同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决战。与宗教神学世界观相对立。“人”的学说对于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对人的精神束缚具有进步意义。

材料二   法国启蒙思想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影响在于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高一涵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借助卢梭等人的自然人性论、社会契约理论确立了“立人”，实现“人根本上解放”为目的的启蒙思想。受卢梭学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领导人把人看作是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和价值核心，包括国家在他们的眼中也不能凌驾于人之上，更不可以借国家之名剥夺个人权利，国家是因为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可见，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借助人民主权理论确立了一种国家和个人的新型关系原则。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胡燕《法国启蒙思想与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   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着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教、俗两大主流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不是作为对立物存在的，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拜占庭文化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尚古倾向，兴建的“新罗马”城无论从整体规划、具体建筑样式，还是内外装修、建筑材料都模仿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同时，拜占庭文化还兼收西亚、远东民族文化营养融合在自身之中，以满足新的需求和弥补自身的不足。在4世纪到15世纪的千余年期间，拜占庭文化一直是该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之一。

——摘编自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的特征》

材料二   纵观拜占庭历史，其文化科学受到历史的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人们更乐于因循传统而不思进取；国家和教会对人们思想和文化活动的干预性太强，皇室成员虽积极参与拜占庭文学和史学创作活动，但这种参与却一向以“罗马地中海世界一统”的正统思想为基础，着力于恢复“往日的”辉煌和中央帝国的强大，并不十分鼓励人们的创造性。因此，真正使古代典籍重获新时代的生命力的，还是那些属于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古代希腊人，也不是那些已经习惯于僵化教条思维模式的拜占庭人。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

材料一   人文精神是哲学乃至人类文明中的一个重要向度，这种人文向度肇始于古希腊早期哲学。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把自己对于宇宙人世的关怀称为“哲学”，用毕生的生命智慧孜孜以求的探寻着世界之真、德性之善、生命之美。他们的哲学探讨直接关涉的是人自身，是人对外部自然统治力量的反抗和对人自身生存状况的觉醒，在永恒的追求外物本质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体现了对命运的追寻，对智慧境界的向往和对人性的多向度的追求，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对以后几千年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今天的哲学危机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古希腊早期哲学创造的成就的确使他们获得了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崇高。

——韩秋红《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古希腊城邦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但又属于现代世界。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是继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后，后来居上，在公元前 1000年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说它属于现代世界，因为由它所奠立起来并被学界所称为的“希腊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与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

——张广智《略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材料三   雅典民主政治所倡导的民主原则和宽泛的自由精神是后来欧洲民主和自由的基础和滥觞。由于有了民主，西方资本主义才“有一定的恢复力及政治体制承受危机、冲突和混乱的巨大能力”。

——蒋云芳胡长林《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西方民主的影响》

材料一   15世纪以来，城市贵族和富裕的商业资产阶级乐于将自己的子女送至大学和各类专门的学校。16世纪末，威尼斯成年男性的识字率提升到33%，成年女性的识字率约为13%。印刷书籍不仅成功颠覆了中世纪手抄书制作烦琐、流通缓慢、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印象，更以其多样的装帧设计、丰富的内容题材、低廉的价格和快速的流通渠道，满足了社会不同阶层对书籍消费的需求。除了针对专业人士，如教士、律师、人文主义学者等出版的大开本、装饰华丽的职业用书之外，这一时期的意大利也开始流行小开本、对页、便携的通倍读物和方言书籍。购买和收藏书籍成为意大利人民文化消费活动的一大亮点。

——摘编自尚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消费》

材料二   17世纪末，英国报纸行业发生巨变，非官方的报纸《邮政男孩》和《邮政人》出版，占据了英国社会市场。到18世纪时，报纸行业已经颇具规模。1702年，英国第一份国家性质的报纸《每日新闻》诞生，随后各种全国性报纸纷纷出现。18世纪中期，伦敦许多报纸发行量已超万份，比如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手工艺人报》。这些报纸除了向特殊人群提供专门信息外，还大量刊登政治新闻，是民众了解国内外政情的重要媒介。报纸也成为当时阐释社会活动之思想的重要平台。

——摘编自贺添奕《试论17〜18世纪英国民众阅读》

材料一   宗教改革前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宗教普世主义下的二元政治体制社会，传统的阶层制国家只有边陲而无国界，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有限，因而君主一直处于与教权和地方贵族分权的政治斗争中。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破除了基督教神学大一统的局面，将宗教事务变为民族事务，创建了民族教会，推广民族语言，从历史、文化、语言、心态上推动了英格兰的民族认同，催化了民族意识，构建了整合性的英格兰民族。伴随宗教改革的到来，英王亨利八世及其后继者不断健全国家机器以及法律实践，在民族与国家的共同建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政治共同体。

——摘编自周曼斯《英国宗教改革与16世纪英格兰民族国家的构建》

材料二   在长期的思想启蒙运动风云变化之中，从意大利到法兰西，从德意志到俄罗斯，倡导民族话语，复兴民间文化，注重现实生活，鼓励科学技术等新文化运动事件此起彼伏。这些新.事物的出现标志着旧文化观念的衰落以及新文化观念的形成，这也是各民族身份认同的有力见证。例如。意大利学者维柯的《新科学》，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的诗歌，德意志诗人歌德的《浮士德》等都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出现的民族文化语言经典之作，对于建构各民族文化认同有重大作用。没有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民族语言创作，西方诸民族国家就无法突破古代文化遗产和教会文化霸权的历史局限，西方各国的现代民族文化谱系也就无法建构起来，而各国政治和经济的重大变革也难以持久。

——摘编自江宁康（启蒙运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起源》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