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宗教博物馆”,一千多年来各种宗教在此长期共存，和谐发展。泉州早在五千年前有闽越族在此聚居，艰苦的耕海牧洋生活，使其具有泛神信仰特征，只要是有用的、有利的神灵就加以信奉。魏晋时期汉人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与原有民族融合。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此经商、定居，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宗教相继传入泉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商人与汉族通婚.繁衍后代，成为回族的祖先。泉州社会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构成的移民社会。宋元政府采取较为开放的姿态.授予不同宗教背景的蕃商相应官职，管理泉州的商贸活动，例如南宋长期掌管泉州市舶司的蒲寿庚就是穆斯林。

——摘编自马照南《泉州宗教文化相容共存之品格与现代价值》

材料二   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引发了欧洲各地的宗教纷争.新教派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激化，导致了长期的宗教战争，例如德国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始于1618年，主要是由于信奉新教和天主教的德意志诸侯之间矛盾冲突，并将欧洲各个国家卷入战争。战争的可怕后果迫使各方开始寻求和平解决宗教争端的途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各国统治者有权自由选择国家的宗教信仰，以一种相对平等和公正的方式结束了这场战争。各国的统治者开始意识到，宗教宽容可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一些开明君主和思想家进而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不允许宗教干涉国家政治和世俗生活，宗教只是为促进个人道德修养和保持“良心”的手段。荷兰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强调个人的内心信仰和良知，主张人们应该通过理性和教育来解决宗教争端。而不是通过暴力和迫害。

——摘编自孙浩然《近代欧洲宗教宽容的起源及其启示》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人文精神是哲学乃至人类文明中的一个重要向度，这种人文向度肇始于古希腊早期哲学。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把自己对于宇宙人世的关怀称为“哲学”，用毕生的生命智慧孜孜以求的探寻着世界之真、德性之善、生命之美。他们的哲学探讨直接关涉的是人自身，是人对外部自然统治力量的反抗和对人自身生存状况的觉醒，在永恒的追求外物本质的过程中更深刻地体现了对命运的追寻，对智慧境界的向往和对人性的多向度的追求，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蕴，对以后几千年西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今天的哲学危机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古希腊早期哲学创造的成就的确使他们获得了人类文明史上永恒的崇高。

——韩秋红《古希腊早期哲学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古希腊城邦文明既属于古代世界，但又属于现代世界。说它属于古代世界，因为它是继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后，后来居上，在公元前 1000年放射出了熠熠的历史光辉，希腊文明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与顶峰；说它属于现代世界，因为由它所奠立起来并被学界所称为的“希腊精神”，已经超越了时空，在西方乃至世界被发扬光大，成为烛照后世与难以泯灭的历史遗产。

——张广智《略说古希腊的城邦文明》

材料三   雅典民主政治所倡导的民主原则和宽泛的自由精神是后来欧洲民主和自由的基础和滥觞。由于有了民主，西方资本主义才“有一定的恢复力及政治体制承受危机、冲突和混乱的巨大能力”。

——蒋云芳胡长林《雅典民主政治的特征及西方民主的影响》

材料一：公元前2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它自身却被希腊文化征服。大量希腊艺术珍品和文学、哲学、史学、科技和其他学科的著作传入罗马，许多希腊文化人士被当作奴隶和人质带到罗马，有些人后来成为罗马文化界的名流。……可以说，罗马文明是在希腊古典文化和希腊化文化的熏陶下产生的，它在保存和流传希腊文化方面卓有成绩。

——整理自汝信息主编《世界文明大系·西欧文明·上册》

材料二：自君士坦丁时代起（即当代学者所强调的晚期罗马帝国时期），所谓的拜占庭文明已经开始在罗马帝国的框架内生长。这个罗马帝国的框架除了其传统的法制和行政统治秩序外，还有辽阔的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的国土，包括原希腊化时期的著名中心城市，如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以及西方拉丁化地区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北非等等。

——徐家玲《拜占庭文明》

材料三：承袭罗马帝国东半壁的拜占庭这时在唤醒意大利人鉴赏古典希腊文化也起了独特的作用。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后拜占庭学者西行讲学者络绎而至。对希腊古典著作及艺术的研究与鉴赏，和在地中海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有利于直接吸收、或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人吸收希腊文化，这些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发生的一个有力条件。

——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

材料一   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前中期处于大转折的前夜，其国内表征是资本主义萌芽和早期启蒙文化出现，国际条件是西方近代文化初入中国。然“萌芽”幼弱、“启蒙”声稀，明清文化主流延续着秦汉以来的常态，而扬弃性的文化变革在潜滋暗长，所谓“常”中寓“变”，“变”中有“常”，故明清文化宜以“袭常与新变”概括。

——摘编自冯天瑜《袭常与新变的明清文化》

材料二   英国宗教改革是一场激进的神学教义革命，在中世纪天主教一统天下到近代早期天主教与新教并存的文化转型中，有关信仰矛盾的不断激化挑战了君主统治的权威，因此宗教信仰并存问题成为亨利八世之后的英国君主重点调和的对象。英国内战、“光荣革命”无不体现着信仰的矛盾。在社会转型时期，信仰自由依靠政教分离得以实现，真正促成了公民时代的到来，政教分离因而被称为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则。

——摘编自刘城《20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