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张载曾说“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比如《尚书·洪范》中，到唐为止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祥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庭和地方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摘编自【日】小岛毅《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材料二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灶丁，早年以商贩为生，三十八岁始就学于王阳明门下。王艮虽然继承了玉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命题，但他在学习过程中，“时时不满其师说”，提出一些颇具独创性的看法。王艮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将神圣性的“道”与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王艮的“格物”是以“安身立本”为核心，他指出：“物格，知本也。”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尊身”的观点：“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种思想包含着维护个体生存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意义，对明朝中后期思想想文化影响甚巨。

——摘编自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材料   理学是宋朝以降中国士人学问的核心，理学有两个关键特质。第一，理学探讨的范围甚至比西方的哲学更广。它不只是要解释这个世界是怎样来的，还要明确规定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应有的行为准则。第二，理学是“一套”学问，它有严谨的逻辑，将众多内容容纳在一套可以讲清楚的道理中，而不是把这些东西分开，做片段式处理。

——杨照《中国是怎么出现的》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材料一   南宋思想家叶适对理学的批判，首先是针对理学家大肆宣扬的“道统说”展开的。按照程朱理学的“道统说”，“道”之传递，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至孔子，孔子传曾参，曾参传子思而再传孟轲，至宋代又为二程和朱熹相继承接。叶适对尧至孔子的道统传递并无异议，但对孔子之后的传递系统，他认为这明显属于杜撰。在此基础上，叶适进一步剖析理学的思想来源，揭示其“中国之学”和“夷狄之学”相混杂的内在本质。叶适认为，理学尤其是程朱之学实际上并不是源于尧、舜、子思之道，而是发挥孟子的“新说奇论”，再掺之以佛学和老庄之学部分内容的产物。其结果是“道之本统晦矣”。

——陈国灿《叶适与南宋反理学思潮》

材料二   明清之际，我国和欧洲的文化交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在这次交流中，天主教传教士充当了桥梁和纽带。一方面，他们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使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他们还十分注意把中国儒家经典传到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中国热”。如1593年，利玛窦把《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1626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译《五经》为拉丁文，在杭州刻印。入清以后，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和葡萄牙传教士郭纳爵将《大学》译成拉丁文，称之为《中国之智慧》。随之，殷铎泽又译《中庸》，书名为《中国政治道德学》。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7 . 思想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明中叶以来，学术界“高谈性命”、“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等现象不断蔓延。黄宗羲以“求同存异”的方式评析明代学术。黄宗羲主张“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同时他又将重视儒者的道德操守和经世能力判为具有正面意义的明代思想。

——摘编自史革新著《清代理学史》等

材料二这些哲人受被牛顿证实的万有引力定律的影响很大，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黄宗羲的思想与明代儒学的“求同存异”之处。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这些哲人”在经济、宗教和政治领域中提出的具体建议，指出其建议本质上所体现的当时社会人们的思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