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 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先后经历了生产转型、制度转型和意识形态转型三个前后相依的历史阶段。在生产、制度转型阶段，居主导地位的是以国家强力控制为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观的治国理险道德主义、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不被主流政治家接受。制度转型完成以后，国家强力控制、功利主义治国理念直接导导致了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先是出现了以“无为而治”为表现形式的放任主义政治理念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又发生了意识形态转型，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全面完成。
——摘编自张荣明《古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治国理念》
根据材料，就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的转型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思想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宋儒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影响。
材料一 “教化”一词在董仲舒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并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而“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摘编自朱人求《董仲舒教化哲学研究》
材料二 “二程”关注国家前途，强调“帝王之道，教化为本”，多次直言上疏，用自己的思想学说影响皇帝，提出“格君心之非”“王道治国”等一系列政治举措和治理模式。程颢认为“得贤才为本”，请求皇帝兴办学校。在官吏的德才关系问题上，“二程”强调修己之道，以德为先。程颐呼吁要将“宽赋役”“劝农桑”等措施作为重民保民、治理天下的要务，实现富裕的同时才能进行道德教化。还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婚姻妇女观。程颐指出，圣人虽然崇尚道德教化，但是也不能轻视刑罚的作用，应该在先有刑罚的基础上进行德化。
——摘编自丁静《二程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教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与“二程”教化思想的相同之处，并简评“二程”教化思想。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材料二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及民族文化继承问题，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周恩来也说道：“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是要正确地发展。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张卫波、王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孔子卒后，《左传》等典籍记载，弟子将其故宅三间改作庙堂，岁时奉祀，为孔庙之始，属“因宅立庙”的家庙。《史记》记载，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祀焉”，开创皇帝到孔庙祭祀先河。汉武帝时，京城太学和地方郡县学开始祭孔，但此时学校中未设孔庙。东汉桓帝时，在孔庙设管理官吏，孔庙开始向“国庙”演变。
材料二 东晋时复兴儒学，南朝《宋书》载：东晋孝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增造庙（孔庙）屋（太学）一百五十五间”。首次在太学里建置孔庙，将“庙”字置于“屋”前，以显其要。其空间布局按照《周礼》“左祖右社”的思想，建置为“左学右庙”，“庙学合一”的格局已经出现。目前南京的夫子庙即在东晋学宫旧址历经改建而成。
材料三 魏晋以后，在全国各地州县学里均设立孔庙，孔庙成为祭祀孔子与教育学生的重要场所。北魏从南齐夺得孔子故里后，献文帝立即派四朝元老汉臣高允代表皇帝到孔庙祭祀。孝文帝模仿汉制“立孔子庙于京师（平城）”，并亲赴鲁城（曲阜）孔庙祭祀，曾下诏：严令取消民间“求财求子消灾去病”的孔庙祭祀活动，重续了国家对孔庙的管理制度。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春秋、汉代与东晋三个时期孔庙的差异，并结合时代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
(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祭孔和修建孔庙。
材料一 西周时代，统治者推崇“天命”和“敬德”的观念，所谓“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和旨意，而“敬德”，就是敬天；提倡“以德配天”的观念，故统治者须“敬德”才能获得天命。春秋时代，老子用“道”来代替“上帝”，孔子怀疑鬼神的存在，对于“怪、力、乱、神”等轻易不加言论。不少人把“天”与“民”联系起来，如《左传》中有记载，“民受天地之中而生，所谓命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夫民，神之主也”“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等等。
——摘编自王玉哲等著《中国断代史系列：先秦史》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天”是宇宙万物之主，“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在他看来，“天之不可不畏敬，犹主上之不可不谨事。不谨事主，其祸来至显；不畏敬天，其殃来至暗，暗者不见其.端，若自然也。故曰：堂堂如天，殃言不必立校”。君王能否得到上天降之符瑞，是由天命决定的，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但人君又不能被动等待，唯有德行自备，方能感动于天。汉化，天常降灾祸，求雨水、止雨水已形成一套成热的祭祀礼仪。后来，时任江都相的董仲舒还亲自撰写止雨文书，并将“除民所苦”明确写进其中。
——摘编自肖雁《西汉天命神学和儒学的选择及融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春秋时期天命观的变化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天命观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