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诸子理论的共同要求，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皇权理论提出的原因并评析其影响。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时期到秦朝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I秦：法家思想治国
（1）法家治国，严刑峻法（连坐、诛连）；
（2）大一统： ①疆域一统、政治制度一统；②经济制度一统（统一货币、度量衡）；③思想文化的一统（车同文，书同轨）。
II汉初：道家治国 —— 强调
III西汉武帝：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儒为核心，吸收多家思想，体现传统文化融合和创新性。
（1）内容：①
（2）实质：为适应
材料一为求自身的长足发展，儒学迄今已兴起三次较大的复兴运动。第一次复兴在汉代，确立了儒学作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官方哲学的地位。第二次复兴在宋代，这次儒学复兴运动既消解了佛学对儒学的威胁，亦消解了由于唐末五代的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文化意义危机，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第三次复兴在二十世纪初，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一定程度地消解了西学对儒学的威胁，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儒学的普世价值。
——蒋国保《儒学三次复兴的当代启示》
材料二汉继绝学，既是汉承天命的有力佐证，也是汉代儒学的自我定位。此后的儒学史叙事中，这一模式反复出现，典型的如北宋儒学复兴运动、南宋理学对佛、道的回应等。在这种“绝学——复兴”的古典道统式叙事中，儒学彰明了自身独立于古代王朝兴废的内在价值——自秦至清，虽然王朝权力可以如秦时那样对儒学传承造成一时的破坏，但作为关乎天道的传承之学，灭儒便等于不能“得道”，不能“得道”便不获天命，不能长久。
——李梅《古今中西视域中的“儒学复兴”》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学三次复兴的历史背景。
(2)结合材料及所学知识，概括三次儒学复兴运动的共同特点。
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经学化进程的特征，并分析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儒学的影响。
材料 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先后经历了生产转型、制度转型和意识形态转型三个前后相依的历史阶段。在生产、制度转型阶段，居主导地位的是以国家强力控制为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观的治国理险道德主义、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不被主流政治家接受。制度转型完成以后，国家强力控制、功利主义治国理念直接导导致了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先是出现了以“无为而治”为表现形式的放任主义政治理念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又发生了意识形态转型，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全面完成。
——摘编自张荣明《古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治国理念》
根据材料，就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的转型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孔子、研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来由的一个重要途径。”儒学有其形成的广阔背景，有典型的博大体系，有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华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树，这棵树枝繁叶茂、生命坚韧，在不同时期结出了不同的文明花果。把握儒家思想之大体，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杨朝明《把握儒家思想精髓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阶段及其代表人物、思想。
（要求：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合理，语言规范，表述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