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自此，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强化中央集权成为历史发展总的趋势，“事在四方，要在中央”成为共识。秦汉建立的中央集权制顺应了国情，行之有效，突出体现为中央有权威，从而为国家统一、民族融合和社会发展稳定提供了制度保证。在“大一统”这一总目标下，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互为一体，历代“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观念为中华各民族所接受。先秦儒学经董仲舒改造，倡言《春秋》大一统思想，与强调皇权至上、强化统一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最为合拍，迎合了政治需要。儒学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和文化主脉，顺应时势，不断发展创新。

——摘编自华奥《多维角度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治理理念》

材料二   清朝在疆域全盛时设有25个一级政区和内蒙古的盟、旗。西南几省少数民族地区承袭元、明遗留下来的土司制度，雍正时陆续实行改土归流政策。设置西藏办事大臣，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重大外部问题，均由大臣处理并上报朝廷决定；而内部则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大臣系统不加干涉。

——摘编自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材料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全面把握两岸关系时代变化，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推动两岸关系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新时代做好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确立了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基本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政党党际交流。并强调：“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实行卡式台胞证，实现福建向金门供水，制发台湾居民居住证，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同等待遇。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材料   从秦汉至晚清二千多年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各有大致不变的方面，但就总的趋势而言，这些方面又并非没有变化。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维持不变，但土地私有日益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这些变化是平和的、渐进的和累积的，从变化迅速的现时代或短时段的眼光看，社会不免呈“停滞”或“缓进”之象，但它的内部实在又酝酿并产生了相当的变化。

——改编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