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哲学家们在晚周（注：春秋战国）时期大动乱的形势下，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美】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
材料三 黄宗羲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提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立“天下之法”，废“一家之法”。“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又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许多人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
——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1)依据所学知识，指出晚周时期儒家学者提出了哪些“稳定社会、安抚人心的原则”。
(2)阅读材料二，如何理解“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汉代学者是怎样改造儒家思想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夷待访录》为什么被称为17世纪中国的“民权宣言”。并分析其主张没有成为主流思想的原因。
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加强经济“管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新征服”行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宋时期，新儒学思潮的振兴，促使“治学”与“从政”的沟通蔚为风气。以“天下”为胸怀的士大夫们，以“天道”“公议”为旗帜，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他们将个人修养与天下国家之兴亡联系起来，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
——袁行常等《中华文明史》（第三卷）
(1)根据材料一，归纳出董仲舒的主要思想主张。董仲舒提出这一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2)材料二中的“新儒学”是指哪一思想体系？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儒学”的基本主张。
材料一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太学是汉代中央官学的主体，这是一所学校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地方学校是指设在郡国的官办学校，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救化，宣传孝悌等封建道德。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材料二 洋务派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旧人才的明显缺陷，因而迫切期望有一种既能恪守封建之道又能懂得西文西艺的洋务人才，于是他们在不改变传统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一类是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一类是军事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类型，大致可以看出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看出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基本选择。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汉代学校教育的特点和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
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史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1)根据材料已概述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分析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原因。
材料 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统治者）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摘编自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是如何通过选择确立儒家地位的，并说明其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以隋唐到明清的儒学地位为例，阐述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与发展，铸就了中华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虽然“大一统”思想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但西周礼乐制度所传达出的学术服务于政治的社会理念，直接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正是兴起和发展于这样一个礼乐渐坏的时代背景之下，故而重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成为各家共同的思想核心。法家在诸子百家中主张按照法度和规则管理社会，这一思想在礼乐制度进一步被破坏的战国时期。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思想和法制基础。
——摘编自初婉琳《浅析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段有成《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夏商时期到秦朝时“大一统“思想的发展过程及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以激烈变革的时代为背景，以崛起的士阶层为骨干，以兴旺的私学为基地，战国时代，学术思想界出现了诸子并起，学派林立，相互驳难的空前繁荣的文化气象，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摘编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二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 “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
——董仲舒《春秋繁露》
材料三 （魏晋时期）佛道的流行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构成了威胁，儒家奋起反击……韩愈的思想比较粗糙，还不足以与佛老相抗衡。到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理学家提出“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这是两汉的粗糙儒学所无法比拟的。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1)材料一中“文化气象”指的是什么局面？并据材料一，指出这一局面出现的经济背景。
(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董仲舒的主张，并说明其提出该主张的目的。
(3)据材料三，指出儒学走向“精微”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宋代理学诞生的背景。
材料一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二 明清之际，中国处在自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人们对理学产生了深深的信仰危机。为了矫正理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于是，明朝中后期，在复兴古学（经学）的潜流中，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产生了一股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实学思潮……从而开启了明清之际怀疑、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序幕，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杰《明清之际：思想的冲突、批判与创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主要内容及进步意义。
材料一
学派 | 内容 |
儒家 | 在宏观层面发展出一种跨越宗族和等级的开放性代际合作伦理—即“师道”。这种做法极大消减了“宗法制”天然封闭性的缺点，是儒家对中国文明最杰出贡献之一 |
墨家 | 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和鬼神会奖赏那些实行兼爱的人，惩罚那些交相“别”的人 |
法家 |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 |
材料二 汉代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需要进入一种休养生息的“自然状态”，这为道家理论提供了实践场所。然而，伴随社会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社会合作类型又多样化起来。此时，倾向于回避社会的道家，很难适时满足现实社会对多样性合作伦理的需求。在形而上方面，董仲舒着力论述了“道”和“天”，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并以“天道无二”来加强“天”的统摄力。其次，董仲舒部分吸收了法家和道家，重新系统性阐释了儒家，使得儒家原先重点解释的社会合作伦理更加丰富和有力。在个体自合作上，董仲舒区分了“性”与“情”，区分了“性之已善”和“未善”，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管之性”。这些做法极大舒缓了对普通大众过高的道德要求，并有助于强调教化的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自彭睿《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一种社会合作视角的尝试性解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家在社会合作方面的基本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儒家在汉代胜出这一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