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这个时代中国形成了自具特色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出现的原因有几点：首先，秩序的变化使得过去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知识”和“思想”不再拥有不言自明的权威性，重新建立思想与知识对于世界的有效解释，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其次，王室的衰微使过去独占的文化、思想与知识流入诸侯的领地，而诸侯国的长期稳定和富庶则逐渐生养了一批新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在王朝格局中地位的上下移动，使他们的思想和知识处在变化之中；再次，“知识——思想”体系在不同职业的文化人中，有不同的侧重点，王官失守之后，文化人的分化则使“知识——思想"也在分化之中，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流派。

——摘编自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贾谊是汉初儒家的代表人物，但他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驳杂"性特点，既有法家渊源，道家痕迹，也包含阴阳家的成分。此外，墨家思想以及在战国大显其道的纵横家思想等，贾谊也都有所汲取。但毋庸置疑，贾谊学术思想的本质属性还是归于儒家，与儒家思想一脉相承。

——摘编自汪高鑫《汉初儒学思想的“驳杂”性特征——以陆贾、贾谊为中心》

5 . 史料研习是重要的历史学习方法，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海昏侯刘贺，汉武帝刘彻孙子。前86年，刘贺继承父位，立为昌邑王。前74年，汉昭帝驾崩后，刘贺曾当过27天的皇帝，被废后回昌邑国故地。前63年，汉宣帝降封刘贺为海昏侯，移居豫章郡（今南昌）。

材料二

自2011年开始考古发掘至今，地处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已经出土了2万多件文物。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金丝玉剑、马蹄金、金饼、麒麟金等；二是10余吨五铢钱、青铜器、漆木器等。其中漆木器纹饰精美，数量繁多；三是编钟、编磬、排箫、笙和乐俑等；四是孔子屏风（描绘有孔子画像）成堆的简牍等；五是雁鱼灯、虫草、铜火锅和酿酒所用的蒸馏器等。参与此次考古发掘的专家组如此评价这座大墓：“如此完整的西汉列侯等级墓葬，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属首次发现。”

——引自新浪财经《海昏侯墓：穿越2000年的石破天惊》

（1）海昏侯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不少第一手资料。依据材料一、二对此进行阐释，完成下表。

材料三

两宋时期通航的海港至少有20来个，设有市舶机构的港口就有十多个。宋代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至少在60个以上，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印度及孟加拉湾沿岸地区、红海周围及东非沿海地区。进口商品在北宋前期不超过50种，至南宋增至300余种，大致可分香料、宝货、药材、矿产、燃料、纺织品和动植物初级制品等几大类；输出商品以手工产品为主。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市舶收入（官府的进口税）为三十万缗，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为二百万缗。开创中国主导国际贸易的时代，并基本上垄断了中国到印度的航运。

——摘编自《简明中国经济史》与金开诚《海上丝绸之路》

（2）依据材料三，归纳两宋海外贸易繁荣的表现。

6 . 关于秦汉时期历史请回答

（1）中国古代史上，中央政权与地方力量的互动，影响着历史进程的发展。

指出两图所反映的地方行政制度。结合所学，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分析这两种制度的影响。

（2）商业发展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楚汉战争时，“楚汉相距（对峙于）荥阳也，民不得耕种，米石至万”（一石米值万钱）（《史记•货殖列传》），“关中大饥，米斛万钱”（斛：计量单位，与石相似）。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钱。到汉文帝时，谷价至“石数十钱”（桓谭《新论》），甚至有每石“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的记载（《史记•律书》）。到汉武帝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

说明材料中粮食价格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粮价变化的原因。

（3）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西汉货币政策表

——《史记·平准书》

根据材料概括汉朝铸币权的变化，分析汉武帝币制政策的影响？

（4）是创新的先导，探索是解决社会问题，寻求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回答下列问题。

（董仲舒主张）建构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推荐、考核而构成的文官制度，作为专制皇权的行政支柱。这个由董仲舒参预、确立于汉代的政治—教育（“士—官僚”）系统是从统一大帝国着眼的整套官僚体系：政治的治乱兴衰不再仅仅依靠于作为首领的“圣人”，而且更依靠于遵循客观的“天道”，而这“天道”也就包含建立这整套的官僚行政体制。

——据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为王朝统治提出了哪些治国方略？

7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邓小平

材料一   董仲舒按人性把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占人口多数的“中民”是教育的主要对象。他主张设立各级学校，教授儒家经典，将他们培养为“笃于礼薄于利”“以天下为忧”的君子，以使得“教化大行，天下和洽”。

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95年）认为，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培养演说家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目标。他还认为，完美的常说家“不仅要有超群的演说天赋，还要有完美的品格”“能尽公民之义务，能在公私事务中完成使命，能以忠告引导国家，能以立法奠定其雄厚基础”。

材料二   严复认为：“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

1912年，蔡元培批评清政府的教育宗旨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同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的《教育宗旨》规定：“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阅读材料一，概括董仲舒和昆体良教育主张的相同点。

（2）阅读材料二，概括中国近现代教育目标的特点；结合时代背景对此进行分析。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展开。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中央集权的“大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图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