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明堂是朝堂及太庙的美称。《礼记》等典籍记载，周公曾于明堂“朝诸侯”祀文王”。《周礼》记载，西周明堂“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即长方形布局。春秋战国的阴阳五行家则将明堂设想为独立于朝堂、太庙之外的建筑，将其描绘为“亚”形布局。
材料二 汉武帝根据儒生的建议，尝试复原儒家经典中记载的明堂。汉代儒生提出，明堂为“亚”形布局，符合阴阳五行之数。东汉《白虎通义》载：“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汉代明堂都是独立建筑。目前发掘的汉长安城明堂遗址中心建筑即呈“亚”形。
材料三 汉代以后，明堂一直是皇帝祭祀与布政的重要建筑。北魏孝文帝曾下诏“起明堂”，模仿汉制在平城南郊建立明堂，并亲赴明堂祭先祖、“布政事”。北魏迁都后，宣武帝再修洛阳明堂。
(1)阅读材料一、二，指出汉代复原的明堂与西周明堂的差异，并结合汉代思想背景，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分析北魏为何重视修建明堂。
材料一 中国体育之不振，盖皆为历史上之关系。其原因甚复杂，举其荦荦大者，厥有二端。关于政治者：体育之起源恒基于军事，故军队体育恒较学校及民间之体育为最先发达。吾国古时武功最盛。春秋战国之际，数强相持，地丑德齐莫能相尚，且复与他族杂处，外患堪虞，非兢兢于右武，不足以图存……尚武之观念，遂深入于人心，忠勇义侠之士，蔚然为一代之光，则政治为之也。迨秦政即位，六国为一，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鐻，以弱天下之民。一人为钢，万夫为柔。民气之摧残自兹始矣。体育之不振，亦自兹始矣。盖天下定于一尊，则强干弱枝，亦事所必至，理所固然也。……关于学术者：中国数千年间之学术，儒家、道家二者而已。儒家重礼，以雍容揖让为娴雅。孔子斥子路之好勇，屏武力于不言，文弱之风渐以养成。……至道家之学，崇尚无为，保精惜气，不使劳瘁……此则学术足以阻体育之发达者也。
——摘编自郭希汾《中国体育史》（1919年出版）
材料二 体育应当为人民服务，要使少数人的运动成为国民的普及的运动，使之从学校发展到工厂到部队，从城市发展到农村，从知识青年发展到劳动群众中去。
——冯文彬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会议所作报告（1949年10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体育的特点，并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的体育政策与古代体育相比有何进步，简析其提出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西汉景帝辕黄之争（围绕成汤、周武弑君）。
辕固生：“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辕固生：“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汉景帝以“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制止了讨论。
——摘编自《史记儒林列传》
材料二 西汉昭帝（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围绕治国政策）
贤良文学：认为汉武帝任用酷吏，搞得人心恐惶，动乱不安。主张“故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指出严刑峻法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
桑弘羊：坚信刑法可以止暴，认为“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
贤良文学：主张人性善良，不能只讲利，还必须有义的约束。
桑弘羊：主张重利轻义，认为人性自私，趋利避害，重利是加强中央集权、抗击匈奴和赈济灾荒的需要、并明确指出财富是仁义的基础。
会议闭幕，政府取消酒类专卖和部分地区的铁器专卖。
——摘编自《盐铁论》
（1）据材料一，汉景帝制止讨论反映了汉初统治者遇到什么问题？结合所学，指出后世汉朝统治者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者治国策略反映的思想流派，分析盐铁会议的背景。
材料一 人性之恶，其善伪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人群）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礼义生而制法度。法者，治之端也。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则乱。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 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秦汉以后“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释道的帝国文化”……而在商品经济有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得以繁衍的市民文化，在清中叶以前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当细弱。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 国家有两种实力，一种是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硬实力”，另一种是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吸引力的“软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家思想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李光耀把儒家思想看做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家思想的价值观。
——整理自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概括材料一中荀子的观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观点形成的主要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帝国文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软实力”的认识。
材料一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上者五六百户”，到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汉初思想文化的混乱，黄老思想以“无为”为基调，导致政府处理问题时，不得不依靠法术。同时大量食客游走于诸王之间，思想得不到统一；地主豪强“众其奴婢，多其牛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蓄其积委”致使“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初匈奴越来越猖獗，“汉文帝十四年，单于十四万入萧关、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多”，“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掠甚众而去”。对于这些问题，汉初诸帝也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没有一种全新的政治思想做指导，因此缺乏有效的对策。日趋严重的内忧外患急需变无为而治为有为政治。
材料二 此时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具有适应当时社会需要的合理部分，因此，受到汉武帝的高度重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法制国家的基础。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司马迁《史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影响。
| A．世家大族垄断政权 |
| B．儒家伦理得到强化 |
| C．九品中正制度的推行 |
| D．轻罪重罚观念盛行 |
| A．司马迁记史不严谨 |
| B．孔子被追封为诸侯 |
| C．儒家思想受到重视 |
| D．世家大族掌握权力 |
| A．经济发展使综合国力增强 |
| B．西汉中央地方教育系统的建立 |
| C．君主集权取得对割据势力的胜利 |
| D．佛教冲击了我国传统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