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改变西汉前期的主流价值观，树立忠孝风尚，汉武帝把以前的举孝廉制度化。《汉书·武帝纪》记载：“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武帝又大力提倡儒学，把五经教育官方化，在中央设五经博士，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地方上，汉武帝也推广文翁的做法，各郡国都设立学官，教授儒学，宣扬忠孝之道。

——摘编自陈辉《秦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转变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文艺复兴时存在着这样的价值取向：“富裕的商人和银行家从中世纪时代对灵魂全神贯注的得救，转向渴望用他们获取的金钱去谋取城市积极的生活和享受现世的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接受生活的挑战比天国的许诺更激动人心。”当时诸如布鲁日、阿尔伯蒂和马基雅维里等人文主义者，都相继从不同角度论证和阐述财富不仅仅能给人以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确立社会的尊严地位。同时，人文主义者强调：人生的目的是现世的享受而不是死后的永生。

——摘编自梁民愫、吴佳娜等《近代西欧转型时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

材料三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价值观念的变革呈现出一个高峰。知识精英看待“天人之辩”时，不再把“天”（自然）理解成超人的主宰（上帝、神），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机械论的宇宙图式，“质力相推”的世界，在自身固有的“动力”作用下的不同展开。这意味着“力量”上升为宇宙的本质。梁启超说道：“若何而自勉为优者适者，以求免予劣败淘汰之数，此则纯在力之范围，于命丝毫无与者也。……故明夫天演之公理者，必不肯弃自力不用而惟命是从也”

——摘自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

材料一

材料二 ：（西汉）由地方学即郡国学申送十八岁以上青年入太学，受业一年，经考试，以甲乙等分发。甲等得在宫廷充皇帝侍卫，乙等回归本乡作吏……凡属政府成员，皆须太学出身，或是由太学生服务地方政府为吏之双重资格为出身。此等人，皆经政府之教育与选择。每一成员，既通经术，亦称文学，又擅吏事，汉人谓之“通经致用”。

——钱穆《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材料三：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儒林传》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从秦汉时期形成封建的大一统文化，至董仲舒所倡导的“独尊儒术”又把这一统一性推向极致，但并不意味中国传统文化只有单一的内容。事实上，它又是多样性，比如汉宣帝所称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兼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历经战争动乱、社会分裂和王朝更替，这个文化并未中断自己的传统，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仅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就表现为一个连续性与变革性的过程。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段的困境，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当时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以致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19世纪末，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一   春秋时，孔于对西周礼乐文明进行多方面阐述，形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战国时，一大批思想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成为后世思想文化发展的源头。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儒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正统地位，魏晋玄学，唐朝佛学繁荣，传统儒学受到挑战，也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发展。到了宋代，儒佛道学说相互渗透，形成吸收佛道思想阐释儒学的新学派——理学，宋元时期，科技、史学、文化、艺术高度繁荣。明清之际，个性解放的思想出现，清初，君主专制高度发展文字狱愈演愈烈，禁锢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史》

材料二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揪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他们认为，国民性的改造归根到底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其根本之点就在于重视“人的价值”，树立“独立人格”，为此，他们喊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中，他们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批判“吃人礼教”，提出要“以科学和人权并重”中国文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大体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8 . 阅读材料，回答相关问题。材料一孔子与董仲舒的伦理思想是对他们生活时代所提出的挑战的回应。

——马国华《孔子与董仲舒伦理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中华传统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为“以民本思潮和专制主义为两翼的百家争鸣的私学文化”；秦汉以后“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释道的帝国文化”......而在商品经济有充分发育的基础上得以繁衍的市民文化，在清中叶以前的整个中国社会都相当细弱。

——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

材料三国家有两种实力，一种是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硬实力”，另一种是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为吸引力的“软实力”。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软实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家思想的宣传，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李光耀把儒家思想看做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家思想的价值观。

——摘自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问题：

（1）根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孔子与董仲舒的“生活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并以此说明两位思想家作出的“回应”。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帝国文化”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软实力”的认识。

材料一   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学校）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   二五年春……置五经博士。八月，……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成荐诸朝。其令礼宫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摘编自《汉书·武帝纪》

材料三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当时客观形势的正确反映。虽然，从本质上说，这一主张是为巩固汉政权的封建统治服务的，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不仅对当时，而且对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统一、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高春菊《董仲舒教化思想研究》

材料一   守旧而又维新，复古而又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使得儒家学说能够在维护礼教伦常的前提下，一手伸向过去，一手指向未来，在正在消逝的贵族分封制宗法社会和方兴的大一统国家之间架起了桥梁。这就是为什么儒学在当时能成为“显学”的原因。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理学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家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约束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应该看到，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

——张岱年、方立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四   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浪潮和现代化过程中被“化”掉……从历史上看，儒家曾不断吸取周边各民族的文化、丰富自身。……儒家文化不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也是华夏族群的精神形态……作为民族的意识与心理，儒家文化在今天仍是活着的。

——郭齐勇《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