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加强经济“管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新征服”行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 表：汉代史书刻画的孝子形象
| 孝子形象 | 出处 |
| 舜父瞽（gǔ）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恭敬谨慎），匪有解（懈怠）……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曰可……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尧老，使舜摄行天子政，巡狩 | [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
|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非难、批评）于父母昆（兄长）弟之言” | [西汉]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
| 闵子骞三年之丧毕，见于孔子，孔子与之琴，使之弦，援琴而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生制礼不敢过也。”孔子曰：“君子也” | [西汉]刘向《说苑·修文》 |
材料 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统治者）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摘编自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是如何通过选择确立儒家地位的，并说明其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以隋唐到明清的儒学地位为例，阐述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管辖世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吴于鹰《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二 以为在民国成立以前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这话显然有错误。在革命前后持这种论调以攻击君主政体，固然是一个合宜的策略。至少除开最后明清两代的六百年。……大体上说，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体，君权是有限制的。
——吴晗《历史的镜子》（发表于1943年）
材料三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被输送到世界各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观点传入中国。谭嗣同在1896年所著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此后……都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政治体制一并视为专制政体。
——摘编自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5世纪左右中国和西方政治体制的区别，并指出“一千四百年”的古代中国限制君权的因素有哪些？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专制说”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原因。
材料一 韩非子的思想呈现为以法律为核心、术和势为两翼的架构,该思想架构是以君、臣、民为作用链条的。在此作用链条中,君主集法、术、势于一身,而臣和民不过是此宝塔式结构中下面的两个层级;该作用链条的作用顺序是人君驾驭群臣,群臣则要担负起治民的责任。
——摘编自陆玉胜《韩非子法制思想的再阐释及其现代意义》
材料二 秦汉“大一统”帝国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建立,必然要求树立与之相适应的“大一统”的思想权威,而“独尊儒术”是汉代统治思想确立的根本标志。董仲舒借鉴道家、阴阳家的理论，将儒学哲理化,完成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宇宙论证明,在儒学史上首次建立了儒学形而上学的基础。此后,儒学不仅由民间升入庙堂,而且更具有了“独尊”的地位。董仲舒经学思想的传播,导致儒学的“子学时代”终，“经学时代”始。
——摘编自陈寒鸣《“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1)根据材料一,概括韩非子法治的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汉代“独尊儒术”局面形成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新儒学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思想与社会”的关系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天命观”是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哲学范畴之一，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孔子重“人事”而轻“鬼事”，重“生”轻“死”，对鬼神和死持“避而不谈”的态度。孟子延承了孔子天命思想，他将天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它的本质属性，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本原，人的性善和仁义理智等都来自于天赋，由此延伸出的是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主张修身行法，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与自觉性。荀子继承孔子重道德、重人事、重天命的观念，更进一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命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天道为人类造福，君子之道不等于天道，一者曰统一的关键是克服情欲从而“人定胜天”。
——摘编自赵旸《先秦儒家的天命观》
材料二 汉初君臣从秦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奉行“黄老”的无为而治，实行较为宽松的统治政策，与民休息，稳定社会秩序，经过几十年的恢复，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时期，儒家学者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儒家学说代替黄老之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时的儒家学说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先秦儒学的内容，而是在吸收先秦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学说的基础上的再创造。作为一种官学，它不同于普通的学术流派，而是摆脱了学派的藩篱，兼容并包各种学说，为现实社会服务，具有“杂家”的色彩。
——摘编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先秦儒家三位代表人物的天命观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儒学的特点，并分析形成特点的原因。
材料一 儒学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主干，还在于原始儒学本身的多因素多层次结构所具有的包容性质，这使它能不断地吸取融化各家，在现实秩序和心灵生活中构成稳定系统。由于有这种稳定的反馈系统适应环境，中国传统思想一般表现为重“求同”。它通过“求同”来保持和壮大自己，具体方式则经常是以自己原有的一套来解释、贯通、会合外来的异己的东西，就在这种会通解释中吸取了对方，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而将之“同化”。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科举大事记
| 朝代 | 概况 |
| 隋朝 | 606年，科举制产生。整个隋朝，举行了五次考试，中举者总共十余人 |
| 唐朝 | 唐高宗时期（653年）颁《五经正义》于天下，令每年明经依此考试；武则天时（702年）设武举，由兵部主持 |
| 宋朝 | 992年，糊名考校（盖住考生姓名来改卷）成为定制；1015年，始置誊录院，令封印官封试卷后，由书吏誊抄为录本。1124年，礼部试进士一万五千人，徽宗特令增百人额 |
| 明朝 | 明太祖令“专取四子书命题试士”；明宣宗时始分南北中卷取士；明成化年间（1487年），八股文定型 |
| 清朝 | 光绪年间（1905年）七月，废科举，广设新式学堂 |
——据翟国璋主编《中国科举辞典》整理
材料三 平遥文庙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平遥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平遥文庙的历代修建扩建，都力求最大限度地达到左右对称。平遥文庙的主体建筑与附属建筑掩映相称，内部陈列有大量礼器和祭器，历代对从祀者都有严格的等次排位。其中的“明伦堂”是文庙学宫的主要教学之处，也是施行儒学教育的重要场所，“明伦”取“存天时，明人伦”之意。
——据柳雯《中国文庙文化遗产价值及利用研究》等整理
(1)材料一认为儒学的突出特点是什么？请以荀子思想、宋明理学为例加以说明。
(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科举制演变的趋势。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以平遥古城和平遥文庙为例，简述这些建筑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文化内涵及观念。
材料一 士原来是贵族的最低阶层，有一定数量的“食田”，战时可充当下级军官，平时可作卿大夫的家臣。春秋战国之际，士发生了分化，既无田可食，又失去了原来的职守，成为传授知识的教师，于是士就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称。当时官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人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另一方面，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培植学派。这些食客中，有各派的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于是，各学派之间相互话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第三版）
材料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社会发展的产物，它与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紧密相连，使“大一统”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有积极的影响。同时，儒家主张“任德”，这有助于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程度。儒家的许多观点，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伦理观。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独尊的儒学把封建政权和族权、神权、夫权紧密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理论基础，成为束缚、奴役和压迫人民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摘编自乔光中《独尊儒术的原因及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罢黜百家，独尊俗术”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