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加强经济“管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新征服”行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 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统治者）通过选择，在诸子百家中逐渐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儒家善于继承前朝的典章制度，并与时推移，加以适当的因革损益，使之合于当世，便于应用。其生聚教训之策，更足以内裕民生而外服四夷。内裕民生应视为安邦之本。在分配经济资源，在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中，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参与政治的机会。这种制度的建构本身，是儒家理念促成的。这个制度文明背后的理念，是维系人心，协调社会人心的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
——摘编自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末期到西汉中期的社会是如何通过选择确立儒家地位的，并说明其原因。
(2)结合所学知识，以隋唐到明清的儒学地位为例，阐述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并分析这一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汉武帝在治国思想上的变化，并简析这一治国模式的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时逐渐建立起一种以儒术培育人才、传承文化的治国模式，此后每一朝代的封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之后总是不断地扩大太学的规模，逐步建立并完善官学教育体系，使其成为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主要场所。汉代学校教育实行“分经授诸生”，汉武帝时在太学里置五经博士，儒生以传习、阐释“五经”为业，经学开始形成，学派逐渐繁荣。
材料二 唐代在中央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弘文馆和崇文馆等，且四门学准许“庶人之俊异者”入学。唐宋以后，不仅汉族统治者在学校教育中重视传承以儒家经学为主的中华文化，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统治者也对此格外重视，并在学校管理和救学方面制定了颇为周详的规程。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栗洪武、陈磊《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的历史规律》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武帝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的贡献。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并简析唐宋以来古代学校教育获得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1983－1984年于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共有竹简526枚，简文含27种律和1种令，载有“殴父，枭首”条文，北宋类书《太平御览》中记载董仲舒援引《春秋》之义断此条文相关案件，父子至亲，因救父而伤父者免于死罪。
——摘编自《教师教学用书》等
材料二
《唐律疏议》书影
《唐律疏议》于永徽四年（653）颁行，开元二十五年（737）被重加刊定，全书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共12篇，是我国著名的封建法典，并对日本、朝鲜、越南的古代法律产生一定影响。《旧唐书·王彦威传》记载：兴平县人上官兴，因醉杀人亡窜，吏执其父下狱，兴自首请罪，以出其父。唐律规定“杀人者死”，上官兴当处死刑。唐文宗以其重孝道，合于礼，最终改用流刑。
——摘编自李中和《试析＜唐律疏议＞自首制度》等
综合上述材料，提取一个主题，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知识予以阐释。（要求：主题明确，阐释充分，逻辑清晰，结构完整）
材料：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人群的不同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地理障碍对文化的传播有很大的影响，使中国不同地区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但地理环境对开放与封闭的影响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开放或封闭的地理环境。总之，中国辽阔的疆域，复杂的地形，多样的气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延续性、独立性与保守性特征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换句话说没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便不可能产生。
――摘编自刘婷《浅谈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加以阐述。（要求：自拟标题，史论结合，论证充分，逻辑严密。）
材料一 先秦儒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气候之下，植根于前代文化的丰厚土壤而成长起来的。它既承担着前代文化传统传承接续的历史使命，也必须回答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春秋时代剧烈变化着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文化等方面都向当时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之上以后，人群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交往、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而引发出来的，而其核心问题是社会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这也是先秦儒学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摘编自徐克谦《先奏儒学及其现代阐释》
材料二 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然而，实际情况却复杂得很。孔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理想，寄希望于周游列国，却以失败告终；孟子时代，则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秦始皇更是实行了“焚书坑儒”的决策。虽然，汉初儒学偶有机会露面，但很快就被道、法强势逼退，至汉武帝时，这一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公元前134年，董仲舒在武帝举贤良对策中崭露头角，并提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获得汉武帝的采纳，“五经”成为法定的经典。
——摘编自钱耕森《董仲舒：儒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先秦儒学产生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先秦至汉代儒学地位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
材料 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先后经历了生产转型、制度转型和意识形态转型三个前后相依的历史阶段。在生产、制度转型阶段，居主导地位的是以国家强力控制为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观的治国理险道德主义、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不被主流政治家接受。制度转型完成以后，国家强力控制、功利主义治国理念直接导导致了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先是出现了以“无为而治”为表现形式的放任主义政治理念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又发生了意识形态转型，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全面完成。
——摘编自张荣明《古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治国理念》
根据材料，就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的转型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儒学经历了从“经书”到“经学”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其属性正在于它的权威性、神圣性、非批判性。汉武帝即位开始，儒学之士所研习的传统典籍开始了一个日益被推崇的上升之路。汉武帝之后，在汉代儒学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个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即皇帝亲自出席、“称制临决”的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评定《五经》异同，使关于《五经》的解释“整齐归于一是”，并“永为后世则”，以皇权认同的《五经》作为经国治民的根本大法。在汉宣帝立十二博士后，儒学出现了同一经而有数家博士并立的情况。于是，同经各家要相互区别，就有了对同一经的不同的解说、不同的章句；弟子们要记住自家老师的章句，就又演化出章句之学。严守自家师说，固守家师的章句，是师法的要害或本质。
——摘编自李振宏《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
材料二 经过汉代的发展，不但儒家本身凭借着经学的独特地位而成为知识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而且儒家的价值观念也随着统治阶层的推行而成为一套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也可以称之为“礼法”“名教”。但是，一种思想一旦占据独尊地位，就会出现许多负面的东西，比如有些人内心未必真正孝顺，但是他要通过一些表面上的仪式来获取“孝”的名声。因此，有一些人对这些礼法进行批判。东汉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名士们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汉代经学的不断烦琐化，使得儒家内部也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来超越经学的束缚。
——摘编自干春松《儒学小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儒学经学化进程的特征，并分析汉代儒学经学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汉代儒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