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朱熹集中了前人（特别是程颐系统）的儒学研究成果，形成了新儒学体系。他把《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构建上自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一整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四书，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通过编撰《童蒙须知》等启蒙著作，对儿童的衣着、饮食等日常行为都作了道德规定。比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程朱一派专在士阶层中求发展，终于成为新儒家的正统。直到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能和程朱分庭抗礼。王阳明的“致良知”教以“简易直接”为特色，是和朱子“格物致知”的理论长期奋斗而获得的。他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因而打破了朱子“读书明理”之教在新儒家伦理和农工商贾之间所造成的隔阂。王阳明以来有“满街都是圣人”之说，新儒家伦理因阳明学的出现而走完了它的社会化的历程。

——摘编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代文化产生直接影响，不外三者，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这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直到唐代中后期，儒学开启复兴的机运。北宋时，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

——摘编自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二   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迈入从传统走向近现代的转型。原有中华文化体系无法提供现成的救国治国方案，使我们不得不从外来文化中去寻找，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体系中寻找救国良方，多方努力，但均未成功；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同样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后，才使中国最终摆脱百年困境，走向独立富强，中国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与此同时实践也证明了中国文化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二者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这在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中华文化体系有吸收、融合并消化异质文化中合理成分的机制，是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体现，也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

——摘编自曾加荣《中国传统文化概要》

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隋唐时期，儒学家提出儒、佛、道“三教合归儒”，主张以儒学为主，调和并吸收佛教、道教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唐朝统治者整体而言，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唐中期的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用儒学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教的观点，巩固儒学主流思想的统治地位。

材料三   唐代实行三教并行政策。统治者从政治需要出发，利用儒家君臣父子之义来巩固统治，也用佛道来安定社会，缓和矛盾……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二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三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四   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期。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一些黄族因为种种原因往往离弃宗国，避入他邦，重新入仕，加入到异姓大夫的行列中。不仅贵族、游士弃宗族而不顾，就是普通民众也开始试图离开宗族和家长，他们积聚私财，分家另过，逐渐形成不同于大家族的小家庭。春秋时期，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达到哲学的高度，孔子本人也很少谈到人性问题，战国时期，则出现了“性善”、“性恶”、“性无善恶”三种代表性的观点。

——冯雪俊、高锦花《论春秋战国时期人的觉醒》

材料二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崇尚自然、超然物外而风流自赏的生活方式。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提到，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时期。而这种觉醒带来的是自由，是对个性的张扬，是对自我意识的突出。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吴玉娟《以“人的觉醒”为主线的阮籍玄学美学研》

材料一   宋代理学的兴起是当时社会存在的产物。一是北宋统治者强化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统治者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外，还需要在思想上对人民进行说教和控制。理学正是建立和强化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二是魏晋隋唐以来儒、佛、道三教既长期纷争，又相互影响、渗透而趋于合流的结果。隋代王通提倡三教合一，唐代韩愈仿佛、道的传法系统，建立儒家道统，为理学的产生开了先河。

——摘编自王士立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清初大儒们召唤士人摆脱宋明学派加在他们身上的束缚，直接从古代经典中探求真谛……这些大儒激烈地反对明代的空疏和形而上学思潮，建立起一种新的学术氛围。在这种氛围下，他们把着重点放到了对古代经典做研究、旁征博引地做考证以及将知识运用到社会上。

——摘编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一   朱熹生活的南宋时代，整个社会统治阶级鲜廉寡耻，生活奢侈无度。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天理是公道与良知。朱熹说：“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朱熹区分了“欲”和“人欲”。欲是正常的，饥而欲食，渴而欲饮，这是正常的欲。朱熹要灭的是“人欲”，又叫“物欲”。……朱熹认为当时国之大患根在君王心术已受蒙蔽。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针对当时朝野上下普遍信奉佛教禅宗思想，他提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即要求人要“推究事物的原理，以获得知识。”

——洪映萱《另一种声音——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等理学观念的反思》

材料二   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它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弥补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比任何人都更敏感、更深刻地体会到强大的统治思想对个人的压制，而走向对一切既定价值准则的怀疑、厌倦与舍弃，努力从精神上寻找一条彻底解脱出世的途径。

——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材料一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出现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杨迪《如梦如幻的大宋王朝》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三   文学则文章由重形式改为重自由表达；艺术方面……则采用表现自己意志的自由方法。音乐方面……通俗艺术较盛，品味较古的音乐下降，变得单纯以低级的平民趣味为依归。

——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