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孟子对君主们“率土地而食人肉”“以力假仁霸”的行径极为愤慨，主张对“善战者服上刑”。他痛斥梁惠王“以土地之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的不仁行为。（梁襄王）卒然问曰： “天下恶乎定？”孟子对曰：“定于一。”梁襄王又问：“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再问：“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孟子认为，人民是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 之一，只有得“丘民”，才能为“天子”。

——摘编自宋绍光《论孟子游说中的应时思想》

材料二   自唐中后期，思想学术界就开始有人批评汉唐经学家只重解释经典的字面含义而不注意经典的精神实质之弊，疑古、疑经之风渐起。孟子学说中的道统、涵浩气、辟异端、谈心性和辨王霸恰好与这一时期用道德性命对汉唐儒学进行改造的思想相吻合，与新兴的理学相知、相通。至宋，孟子本人被封官爵、入孔庙、处“圣贤”之列，《孟子》也由“子”升为“经”，不久 又超越“五经”而列为“四书”之一，成为人人必读的官定教材。

——摘编自李传印 《孟子在唐宋时期社会和文化地位的变化》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