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官学德育模式的实现途径以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为主，出于教学衔接的方便与统一性，统治者要求地方官学的德育课程设置基本上要与太学保持一致。课程设置主要有《诗》学、《书》学、《礼》学、《易》学、《论语》学和《孝经》。经师讲学是汉代讲学的主要教学形式，太学博士通过大班上课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机会。由于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仅靠大班上课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也采取弟子相传的教学形式。集会是汉代太学特有的一种教学方式，许多以讨论经学或演示礼仪为内容的集会，一般由皇帝主持。

——摘编自《西汉官学德育模式构建研究》

材料二   朱熹在为白鹿洞书院制定课程计划时，除了讲授儒家传统课程“五经”外，还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起编成“四书”，强调学生先读“四书”再读“五经”。书院在教学中采取重视自学、升堂讲学、自由论辩等教学方法。朱熹指导学生读书的原则、方法有六项，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与居敬持志。自由论辩必然要求书院进行开放性的教学，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生观点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会讲论辩，是书院实行自由讲学的一种典型方式。

——摘编自《南宋白鹿洞书院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践行》

材料   王阳明（1472一1529），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教育家。人们常说，赣州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王阳明五十七年的人生中有五年时间与赣州相关。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八月，王阳明受任为南赣巡抚。次年正月正式到任，此后四年间，他实施了盐税改革，提出了民兵选拣政策，制定了十家牌法，打赢了三场战役，设立了三个新县，平定了百年“贼乱”，给南赣之地带来了太平的景象。他推行《南赣乡约》，推广赣州官话，刊印古本《大学》，兴办书院社学，提倡清廉官德，改良陈规陋习，教化当地百姓，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理念，阐述了“致良知”思想，还在赣州城郊幽静的通天岩中结庐讲学。后世称“（王阳明）与海内名士大夫讲学设社，教郡邑子弟歌诗习礼，岭北风俗为之一变”。

——摘编自龚文瑞《吾心光明——王阳明与赣州》

材料一   孔子大半生的时间从事教育活动。他以礼、乐、诗、书教育学生，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在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方面，总结了很多有益的符合认识规律的东西。为了教学的需要，孔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教材，这些文献大部分经过他搜集、整理、删定或改编。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朱熹积极提倡书院教育制度，努力创办地方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范围。他说：“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一人之不学。”朱熹不仅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且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热衷于教育事业，从事教育五十余年。即使在从政期间，也从无间断。他每到一处，就整顿县学、州学；曾创办武夷精舍、同安县学、考亭书院，恢复庐山白鹿洞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制订学规，编撰教科书，为中国封建社会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知识分子。

——摘编自吴龙章、律楚《朱熹教育思想初探》

材料一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整理

材料二   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除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外，还有儒学大师的研究心得。如程颐在鸣皋书院讲授自己所著的《易经》，陆九渊在象山学院，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授自己的著作和学术见解。不同学术流派的书院课程也各不相同，各个学派的大师都在书院中自由讲授自己的学术思想。书院也将诗赋作为教材之一，主要有《诗经》《楚辞》等经典诗赋作品；一些书院还设有专门的诗歌赏鉴的地方，生徒们开展文会、诗会等活动。书院生徒还学习散文、传记文、议论文。历史典籍也是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之一，宋代书院生徒学习的历史著作主要有《左传》史记》汉书《战国策》《公羊传》，以及《谷梁传》等。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里还有实用技术，在书院里实行“分斋”教学，分别设立“经义”和“治事”两斋进行教学。“经义”斋是教授弟子学习和研究儒学经典；而“治事”斋是分科教授，其讲课内容主要是关于农田、治民、水利、算术以及军事等一些实用技能型知识。

——据刘河燕《宋代书院的课程内容及特点分析》整理

材料一   孔门弟子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书、礼、乐、数、射、御等。从整体上来说，这些知识或技艺都是以礼为基础的，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立于礼”是孔子对学生最为基本的要求，要“立于礼”是因为“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对学生问礼总是给予鼓励和支持，他认为要学成礼就要做到克己复礼，要在言行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才能不逾越礼的界限，才能以“礼”为准则。

墨家则从国家和仁爱的角度来探寻礼，从社会教化的角度来谈礼。墨子在周游列国时曾对学生魏越说：“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应当不仅仅是从事教育，摈弃事鬼神等无礼的成份，还要通过“兼爱”“非攻”来把礼的思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来。也正是在礼的基础上，墨家提出了“以名举实”“察类明故”“量力所至”“言行一致”等教育方法。

——摘编自左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儒墨教育对“礼”传播的贡献》

材料二   朱熹晚年以《仪礼》为经、《礼记》为传、《周礼》为纲，会通三礼，建立了一套前无古人的“礼学体系”。作为儒家思想的躬行实践者，朱熹也常用“礼”来协调与维系人类之间的种种关系。“圣人之修仁义，制礼乐，凡以明道故也”，这“道”也就是理。“人而不仁，灭天理，夫何有礼乐。”朱熹认为，人要有“仁”的道德习惯，一切行为需遵从于“天理”才有“礼乐”可言，这也是合于“天理”的具体表现。“礼乐”是“理”在社会的外在表现，“仁”才是其内在真正的核心，一个没有“仁德”之心的人，是根本谈不上“礼乐”的。这正如其所言：“礼者，天理之节文；乐者，天理之和乐；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这天理，便与礼乐凑合得着。若无这天理，便是与礼乐凑合不着。

——摘编自陈四海、任姗《从朱熹理学论其礼乐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