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极力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己、礼让、好学、知勇、仁忽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已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林存光《孔子新论》

材料二   汉武帝时期,儒学确立了独尊地位,呈现繁盛之势。魏晋南北朝时,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民间广为传播,外来宗教佛教在中国盛行,儒学自身也开始吸收佛教和道教的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唐朝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奉老子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面对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儒学的正统地位也受到挑战。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佛道的影响也随之减弱。理学家提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理学以儒家的礼法、伦理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中的精粹,形成了析理精微、论证明确的哲学体系。理学家以儒家“圣人”为最高境界,充分肯定人的现实生活、道德精神的意义;他们摒弃佛道所宣扬的彼岸世界,不相信灵魂不灭、轮回转世之说,而力求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崇高的理想。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采用了道、法结合的黄老思想。黄老之学主张清静无为，正好适应了当时的现实要求。但是，该思想不利于统治者的治理和中央集权制的巩固，因此，汉武帝最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奉儒家思想为正统。董仲创立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宣扬天道的精神以阴阳来体现，阳主德而阴主刑，阳为主而阴为辅；主张“大德小刑”，“德主刑辅”。当然，汉统治者从来不单纯依靠儒家维持自己的统治，汉宣帝教训他的儿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唐初统治者认为以仁义治天下才能得到长治久安，反对专任刑罚制裁。唐朝法律以礼为准则，主张刑礼合一，推动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法律制度的儒家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用哲学化的形式取代落后的“天人合一”思想，主张“德礼”是本，“政刑”是用，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决不可以忽视“政刑”，甚而主张“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将封建统治思想发展到新的阶段。

——摘编自成怀洋《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及启示》

材料   魏晋南北朝文化对唐代文化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因素，不外三者，即老庄思想、佛教和胡人习俗，其中后两种因素自外族传入，而且是经历数百年的流播而形成的。唐代对这三种文化因素的承袭，也以后两种为主，这造成唐代文化的异彩特色。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从魏晋开始，即受这三种文化因素的压制，日渐衰微；直到唐代后期，儒学始开启复兴的机运，但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北宋时，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收敛。南宋时，道统思想既立，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强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

——摘编自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锡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对道德重建进行了思考与探索。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7 . 材料一   在汉代，皇帝会诏令地方对政绩突出、表率一方的地方官按时祠祭。桂阳太守许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桂阳人为立庙树碑”；淮平大尹侯霸，治理有能名，“临淮吏人共为立祠，四时祭焉”。政府统一祭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各地居民祭祀当地山神、水神，华阴有太华山祠、江都有江水祠等。同时，人们为“攘除凶灾，御止疫鬼”祭祀门神，为长生拜祭西王母、司命，为祈福禄富贵祭祀灶神。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乡村全体成员都必须参加祭祀地方保护神——社神；腊祭是“岁终大祭”，阖家大小在家长的率领下，祭祀祖先，然后依次向尊长进酒祝寿。

——摘编自贾红艳《论汉代的民间信仰》

材料二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一   明代乡绅阶层是国家权力束梢的自治主体，充当国家治理乡村的代理人。其来源，一种是未仕但具有准官僚资格的生员、监生、举人；一种是通过科举途径做官而致仕的居乡官僚；第三类是无功名无官职的乡里领袖，被地方官任命为“乡约正”，负责讲解圣谕和约规，以和睦宗族，正地方风俗。明末，顾宪成和高攀龙因政治失败，以乡绅的身份隐居无锡乡里，重修东林书院，主持读书讲学活动，被称为“东林党人”。崇祯年间，乡绅张溥等人在江南地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复社”组织。东林党和复社都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追求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对晚明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摘编自秦德君《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等

材料二 1540-1640年被称为“流动的世纪”，英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乡绅阶层日益兴起。乡绅属于地主阶级，是介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大致包括骑士、缙绅与纹章乡绅三个群体。16世纪初乡绅人数约为6000，到17世纪末增长到约20000人。乡坤人数增加源于社会流动的加快。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与商业的迅猛发展导致新财富增加，一大批出身非乡中家庭的新富人士集中涌现，通过努力实现了地位提升。宗教改革后，大量的修道院士地被政府没收并出售，促进了土地市场活跃，为大批新富人士通过购置土地成为乡绅地主提供了条件。国家对于新富之人积极吸纳，为其提供了政治保证。1568年官方纹章院开始向新兴社会人士开放申请，引起人们追逐爵位纹章的热潮，出现了“荣誉膨胀”现象。据统计，1560-1639年间官方授予的新纹章数量多达3760个，而成功晋升绅士的莎士比亚正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

——摘编自许明杰《从莎士比亚遗嘱看英国乡绅的兴起》

9 . 材料   就宋代儒学而言，它所需要完成的任务主要包括内外两个层面：就外而言，是要排斥佛道二教，恢复儒学的“独尊”地位，承接先秦儒家的传统，站在理论的高度论证儒家仁义礼乐存在的合理性，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家哲学形态，使儒家思想重新成为人们的精神归宿，进而能重新全面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就内而言，是要抛弃汉唐传统儒学粗疏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形态，从儒家原典中发掘新的思想材料，并以之为出发点，对佛道学说中有用的思想资料进行整合，把儒家经学从原来的训话之学引向义理之学，进而建立起以伦理道德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儒家哲学。

——摘编自徐洪兴《论二程思想之异同》

材料一 在历史中，儒学一直在发展与创新。唐代韩愈以周公、孔子的继承者自居，排斥佛、道，鄙薄汉代以来的儒学，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在孟子之后已经断绝。他在《原道》中说：“吾所谓道也，非向（先前）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的这一主张被宋代儒者接受并发扬。当代学者认为韩愈开了宋代“新儒学”的先河。

——摘编自卞孝萱等《韩愈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