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儒家在先秦以“子学”形式存在，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汉代儒学在继承孔子、孟子等人思想的同时，转而以“经学”为主要存在形式。儒生将孔子整理的典籍封为经典，即“五经”。武帝时，设五经博士，汉代儒家经学成为朝廷认可的官方学术。《春秋》被用作审判罪犯的标准，《诗经》则被当作谏书以规劝执政者。孔子则被描述为天庭的圣人，为汉立法制宪，祭孔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等

材料二 晚明清初，随着对王学末流的批判，王学营垒发生分化并走向衰落。程朱理学则被认为视为救治王学弊病的重要选择，并为清朝统治者所重视。康熙帝则升享朱熹于十哲之列。一些不愿固守理学的学者，弃宋儒而对汉代经学情有独钟，顾炎武、黄宗羲等为提倡经学之代表。在反思理学、探索学术出路的同时，部分学者将目光投向诸子学，诸子学研究开始活跃起来，顾炎武就称赞先秦诸子“皆自成一家言”。以颜元为代表的学派同顾炎武等人一样，对空谈心性深恶痛绝，其讲学时礼、乐、书、数、射御、技击等无所不包。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中，一部分学者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成为中国最早的西学信奉者，如徐光启等人，中国的学术视野得以开阔。

——摘编自：史革新《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

材料一   清儒则近似明代人，生活多半都市化，一得进士，在政治上即成骄子，根柢不能像汉人之淳朴笃厚……清政权不断高压，书院讲学精神再难复兴。清代知识分子校勘、训话、考订，说是实事求是，但此实事，已不是现实人生中事，而是转向故纸堆中做蠹鱼生活。换言之，则是脱离了人文中心，仅限在故纸堆中书本上，为学术而学术了。他们不想做相与做师，不在现世活人身上打主意，不关切人群大共体，他们只把兴趣集中在几本遥远陈古的书籍上，他们遂真成为一些书生与学者。他们不注意人人可为圣人的活教训，他们只想教人能读圣人书。而其读圣人书，亦不重在通大义，辨真理，而重在其版本字句，声音训话，事物考证。总之是避免了以人文作中心。近人又说清代学术相似于西方之文艺复兴，此语绝不得清儒之真相。这一风气，到道咸后，清政权将次崩溃时才变。

——摘编自钱穆《中国知识分子》

材料二   近代知识分子不幸生活在一个内忧外患相交织的时代，从传统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他们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勉力经世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忧患意识又促使他们自觉入世，进行人生体验。一代学子从学术理论到个体人格的参与，从治经到探讨治国之术的递变，都反映了他们忧时匡世之心。我们把包世臣、曾国藩和康有为作为近代不同阶段上层知识分子的代表。

——摘编自于淑敏《从人名符号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知识分子们也找到了方向。大批知识分子怀揣着建设新中国的理想，从欧美、日本等异国他乡纷纷回到祖国来。截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总共有2500多名海外专家、学者和留学人员回国，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成了科研、教育、国防等事业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们放弃了在外国的高薪与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洗刷这个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屈辱与失败。

——摘编自李楠等《梦想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