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材料一   针对古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明末清初的颜元认为人人都应该积极参加劳动。他把礼、乐、射、御、书、数、兵、农等作为教育内容，既培养出了善于制造器具的学生，也培养出了垦荒种田的能手。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颜元提出与传统“主静”相对立的“主动”“习行”方法。此外，他认为劳动能使人去除邪念、克服懒怠。他进一步明确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编自崔海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劳动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等

材料二   为改变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错误观念，《共同纲领》将“爱劳动”列为国民五项公德之一。1949年12月，党和政府提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的教育方针。1950-1952年，800多万师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积极向劳动人民学习，在劳动作业中进行自我教育。此外，我国教育工作者还翻译一系列苏联书籍，推广苏联劳动教育的模式。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鼓舞了民众从事劳动创造的热情，激发了劳动积极性。

——摘编自李健楠《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劳动教育思想演变与发展研究》等

材料一   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   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