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和破坏，北宋初期地方官学长期不振，士子求学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朝廷崇尚儒术推行文治政策，不断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但国家无力创办大量的官学。书院的兴起，缓解了朝廷崇尚文治而又教力不足的矛盾，既为政府培养了大批文治人才，也把教育扩散到了基层。另外，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应用，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从而为书院的藏书、读书以及教学活动提供了便利。

——摘编自丛迪《宋代书院教学管理制度研究》

材料二   在启蒙运动中，法国先后出现了一批勇敢的思想家，他们猛烈抨击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并设计了新的教育制度，为法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他们对宗教道德的虚伪深恶痛绝，主张从人的善良天性出发，培养博爱的道德和对劳动的尊敬，在民主制度下对青年进行公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学校由国家管理、为国家育人，教育与宗教分离。在启蒙运动以前，法国初等学校数量少，教学质量低，学校只是少数特权阶级及富贵子弟出入的场所。启蒙运动之后人们日益关注这一问题，国家颁布了许多的教育法令来推进普及教育的实施。启蒙思想家们主张增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促使学校为现实服务、教育与生活联系、理论与实际结合。

——摘编自刘晓兰《启蒙运动与法国教育》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